我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是六十年代马桥中学的优秀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当年成绩远不如我的同学，有的当了县官，有的去了美国，而我却因社会关复杂、身背三座大山（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被枪毙，二哥是国民党青年军，三哥是叛国投敌劳动教养）而被学校清除。本人原本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的文字、画最...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打斗杀戮，周边地区竞相仿效。 江永县，全县的地富反坏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单。8月17日，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百明！”轰！轰！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脸上、身体里炸响，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百明是长沙市62届高中毕业生，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皆不被录取，1964年上山下乡。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

我家住在芙蓉江边一个小场镇上。祖父吴克勋与祖母生五子，在弟兄五个即将成人时，祖父病故。按照祖父临终前请阴阳先生看的地进行安葬，结果不到一年，二叔、三叔、四叔接连去世。又过一年，两位大母（丁氏和江氏）先后赶往阎王殿。短短两年多，家里死了六口人。父亲吴振伦是五兄弟的老大，初长成人，祖...

1957年夏天，开始鸣放了，动员鸣放的政策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相信了这一切，就开始鸣放。到了1958年元月，反右开始了，原来动员鸣放时说的话都不算数了，鸣放行为成了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降三级处...

在场的人都知道，老李这明显是口误，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这样推断。当晚，李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几个月后公检法以妄图打倒林副主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1971年913事件之后，照理说李应无罪释放，可是官方却说，林在台上时，喊打倒他是完全错误的。老李仍然被继续关押，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释放。

到蔡家守了几年活寡，刘大妮遇上土改。这个连丈夫都没见过一面的已婚处女，不仅家产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过刘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劝刘大妮放弃地主家庭，嫁给贫下中农，说是城里一个妓女嫁给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个白胖小子，邻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给本村的另一个老光棍，现在也过起了幸福生活。刘大妮抄起棍子，把这位好心人赶了出去。此事传扬出去，成就了一段贞女佳话。后来刘大妮从外乡抱养了一个男孩儿，像模像样地度起寡妇生涯。

1957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学校突如其来地动员大家搞大鸣大放，唐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唐文质彬彬，高个儿，很清瘦，即使多次上台挨斗，也难掩他那文静闲雅的气质。唐老师的反动言论有：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说我们学校那位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威风凛凛的校长段绍井不学无术，诸如此类。段校长曾是我父...

太爷爷是哈尔滨乡下的大地主，1947年哈尔滨土改时三十岁。当时共产党对地主的第一项政策就是净身出户——穿着随身衣服离开自己的家，放弃一切财产，连针头线脑都不让带走。太爷爷、太奶奶和他们的五个孩子被赶到村里养马的房子里。我的爷爷那时才十一岁，太爷爷太奶奶被关...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地主家庭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怎一个苦字了得。上小学后，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长大的伙伴有了阶级意识，开始疏远、打击、侮辱我，因为我的太爷爷、爷爷是地主。我出生时太爷爷、爷爷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却是世袭制，子子孙孙全是地主。城里来的一个知识...

每天上工前，休工后，罚反革命分子杨文培在圩堤的埂面上挂牌示众一个星期，每次示众一个小时；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休工后的时间，不得耽误正常出工。当天下午，水利工地政工组在民工出入的埂面上，用稻草扎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模拟像，给刘少奇戴上访印尼的礼帽，给王光美穿上纸作的旗袍，还用干部食堂的鱼鳔扎成项链戴脖子上，最后给挂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牌子。一切就绪后，专政队给我挂上牌子，让我站在两个稻草人中间向老毛请罪。

丈夫被捕22年，一个女子在红色中国的神奇经历。（图片来源：Adobe Stock）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会的负责人，1958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他离开我们将近22年，按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

1970年冬，父亲最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单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来，打成历史反革命，两岁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姐姐后来告诉我，家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人翻得底朝天，母亲吓得瑟瑟发抖，母亲怀里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闹，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父亲高中时的...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