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爷爷是哈尔滨乡下的大地主，1947年哈尔滨土改时三十岁。当时共产党对地主的第一项政策就是净身出户——穿着随身衣服离开自己的家，放弃一切财产，连针头线脑都不让带走。太爷爷、太奶奶和他们的五个孩子被赶到村里养马的房子里。我的爷爷那时才十一岁，太爷爷太奶奶被关...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地主家庭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怎一个苦字了得。上小学后，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长大的伙伴有了阶级意识，开始疏远、打击、侮辱我，因为我的太爷爷、爷爷是地主。我出生时太爷爷、爷爷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却是世袭制，子子孙孙全是地主。城里来的一个知识...
每天上工前，休工后，罚反革命分子杨文培在圩堤的埂面上挂牌示众一个星期，每次示众一个小时；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休工后的时间，不得耽误正常出工。当天下午，水利工地政工组在民工出入的埂面上，用稻草扎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模拟像，给刘少奇戴上访印尼的礼帽，给王光美穿上纸作的旗袍，还用干部食堂的鱼鳔扎成项链戴脖子上，最后给挂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牌子。一切就绪后，专政队给我挂上牌子，让我站在两个稻草人中间向老毛请罪。
丈夫被捕22年，一个女子在红色中国的神奇经历。（图片来源：Adobe Stock）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会的负责人，1958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他离开我们将近22年，按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
1970年冬，父亲最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单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来，打成历史反革命，两岁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姐姐后来告诉我，家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人翻得底朝天，母亲吓得瑟瑟发抖，母亲怀里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闹，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父亲高中时的...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我和李树鸣是同一个初中毕业的校友，我是66届高三毕业生，他是66届的初三毕业生。我俩都属于黑七类子女，1969年7月，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位于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的二里屯插队落户。半个月前，公社已按政府规定每个知青安置费240元的标准，建了3间坐北朝南的土坯草房。西屋南北大炕安排8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