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白下区慧园里6号有一栋残败小楼，曾住着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剑文，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太平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到南京东流农场当了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紧邻刘长兴面馆的一家早餐店做大饼、炸油条。长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次女在锉刀厂当工人，幼女在读中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李剑文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李回国去了桂系部队（李剑文是李宗仁的远房堂兄弟）。到李宗仁麾下后，李剑文先后任安徽无为县长、凤阳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为官清廉，政声极好。李剑文同情共产党，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在抗战争前夕国民党搞清党，李剑文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列入处决名单。幸得一位朋友热心相救，将此消息疾告林舜英。林立即去面见李宗仁，恳请搭救。程思远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一番交涉，李剑文被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参事之类闲职。
1949年春，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举家南逃。抵广西境时，解放军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家决定返程北上，先回南京再说。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杭州会合，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
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始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市军管会身居要职的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知他是中共地下人员，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交了这个朋友，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这位朋友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作别，并在该朋友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
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秀外慧中，温婉贤惠，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与李剑文结为夫妇，相夫教子，主持家政。丈夫去台后，林靠旧日的一点积蓄维持家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寄些钱款，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到了1960年代初，林舜英眼看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遂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老五李立荣。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立荣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学徒。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使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遨游他的兴趣王国。大量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也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过从甚密的朋友，因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南京市公安局某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中国当时曾上映过很多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
1966年八、九月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官僚家庭，免不了红卫兵小将的光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无资格置身事内，一时平安无事。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和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该剧组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每天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出神奇光芒、从天而降的爱情。在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
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这位女演员一次。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而且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水榭亭待了近一个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回头望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父亲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终日嗷嗷待哺。当时我们全家的主食是40%玉米面掺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饼子嚼碎喂小妹，奶粉是想都不敢想的。四个多月大的小妹拒绝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这种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夜，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给我们五角钱，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由于“家庭出身好”，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军工院校）读书，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开始时，校长缪忍安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账。我至今记得当时他的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账，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
经过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贴满大字报。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都倒了霉，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的人被戴上右派帽子。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账”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起初倒也安然无事。运动临近尾声，我在一次班会上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在那次班会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己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秋后算账，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就不假思索地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志》、《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许多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校党委，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
1960年毕业，我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是机械制图教师，实际上没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我有“右派言论”。虽非右派分子，却有“警告”处分，于是我与那些右派教授、讲师们被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
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在一起就安全了，很快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地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革命群众批判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讲的话，他们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密报给党委。
党委书记魏某，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初创，魏书记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魏大感兴趣，当即召开专门会议，启发大家：“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在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的发言大义凛然，嫉恶如仇。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三十多年后，我从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
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说“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不能再待，我决定辞职回南京。主意打定，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狠狠揍了老右派郑某一顿。有一次我和郑某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提及到处饿死人的事。开我批判会时，他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我们两人，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楣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他鼻青眼肿告到保卫处，保卫处大概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不了了之。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像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扭曲人心灵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
1961年秋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的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月工资16元。两年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到一月19元。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1967到1968年，我还曾积极投身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因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两人吃得红光满面。后来我被抓后，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
1968年秋，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车工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同时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那一次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相见恨晚，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判断，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带到了刑场。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年春夏之交，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单从运动的冠名看，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实际上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是把非我的族类，即异己分子，亦即阶级敌人，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有一天，李立荣从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日，我和李立荣一同到建邺路小学，观看朋友W的批斗会。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同样表示了忧虑。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几乎天天和立荣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有无“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各自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付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判断，他和我，以及我们的一班朋友，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进行抨击议论，还有过一些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有掉脑袋的事。是我们太年轻、太单纯？还是这个民族太年老、太复杂？
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后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带走，下午被关进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为群众专政，实乃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个体户的前身），“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一些“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轮换着干。类似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