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满四十岁的中国人来说，抄家一词一定相当陌生，甚至不知抄家为何物。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中，已经没有抄家这一项，公民住宅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搜查或没收都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或经法院判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很普通的一种革命行动。特别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风，在任...

中了进士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主张变法维新。1898年，在慈禧和光绪帝的许可下，开始进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康有为也被通缉。 康有为逃到了海外，并在1899年7月成立保皇会，提出“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并在上海定居，还积极参与恢复帝制。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举国“破四旧”，全国上下到处是“打、砸、抢”，乃至杀人、掘墓。康有为虽然早逝，也未能幸免。他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在青岛的坟墓被某校的红卫兵挖开，尸骨被鞭尸，其带有白发的颅骨则被红卫兵们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而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

作者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读师范的一般多为寒门子弟，希望两三年毕业，回乡做个教书匠，谋个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是这般，风前雪底，清霜暖日，暂寄个轻闲时光。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么退...

在得胜堡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也兴起了“抄家”风。如狼似虎的红卫兵们，带领一群贫雇农出生的懒汉二流子就像日本鬼子进了村，直抄的鸡飞狗跳。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要：猪羊鸡鸭、锅碗瓢盆、扁担水桶、锄头镰刀、板凳风箱、破盆烂罐、破衣烂衫，无一幸免。对于那些个懒汉二流子来说，反正蛐蛐也是肉、蚂蚱也是肉。 得胜堡600多户人家，被抄的就有十几户。被抄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犹如洗劫。

一、金条与书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四旧就是抄家。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

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二十六年多的迫害，不仅体现在名誉上的抹黑、肉体上的折磨，在经济领域的掠夺同样触目惊心。综合明慧网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警察抄家抢劫、法官勒索罚金、社保局剥夺养老金、因迫害而失业。现实中，这四种手段往往同时使用，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尤其是老年人，失去基本生活保障，长期陷入困境。有的被迫以捡破烂为生，有的流离失所，有的承受不了压力含冤离世，家破人亡。

儒家学者马一浮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民国时期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极少称许别人的熊十力就曾如此说过：马先生道高识远；还有人赞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不惧民国权贵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马一浮，自幼饱读诗书，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位列第一。青年时，...

在抄家的时候，就有人特意叮嘱那些学生，说庞家吃饭的碗都值钱，一定不要摔坏了啥的，譬如南京博物馆自杀的馆长，为何自杀？还不是因为当时的那些官员打着借画观摩的名义然后不愿意归还，老馆长去讨要却遭到迫害，如此压力之下才自缢身亡的。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文革伊始，全国性的破四旧抄家风波，起源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陈伯达主持撰写的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是如何疯狂抄家的，不少文章都有详细记述。我家是在文革期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受了一次抄家，参与抄家的不是红卫兵，而是大队干部和青年民兵。我...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抄家战果展)筹备处报到。林办指示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