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那张大字报。图：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上海的批斗大会。
从文革前受人器重的高级知识分子，到文革中被打倒、抄家、批斗、审讯，再到最后住进牛棚，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人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颠覆。
一、从留德学者到北大名教授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属临清市）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东方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专攻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历任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等职，长期从事印度语言、佛教文化、梵文和巴利文等领域的研究。
季羡林学术造诣深厚，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声望。中共建政后，他在政治上也表现的相当积极，曾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并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虽然有留洋经历，属于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由于政治上对中共保持忠诚，加上业务能力突出，他一直受到重视，属于当时北大颇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
二、从文革旁观者到被批判对象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那张大字报。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大字报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这张大字报被赋予了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北京各大中学校迅速卷入运动，北大更是首当其冲。
6月4日，季羡林和他所在的社教工作队奉命返回北大，参加运动。
面对校园里骤然兴起的政治风暴，季羡林起初并不十分担心。他觉的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怎么也不至于被打成反革命。
然而，政治运动从来不以一个人的实际表现作为划分敌我的依据。
很快，就有人给他贴出了大字报，批判他写的《春满燕园》，认为春天象征着资本主义，季羡林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
6月18日，北大校园里搭起了高高的“斗鬼台”，一个接一个被认定为“牛鬼蛇神”的人遭到批斗。季羡林虽然还没有被列为批斗对象，却已经感到了恐惧，不敢到现场观看，只能躲在家里，密切关注外面的动静。
他没有想到，两年之后，自己也会被押上这样的批斗台。
三、家被抄了个底朝天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当晚，他服了安眠药，正在熟睡，突然听见门外传来汽车声和猛烈的敲门声。
门被打开后，六七个东语系学生闯了进来，人人手持大木棒，气势汹汹。
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被赶进厨房。他年近古稀的婶母和妻子也被赶了进去。三个人被关在厨房里，面对刺骨的寒风，不许说话，也不许乱动。
与此同时，抄家者在屋里大肆翻箱倒柜，砸毁家具和摆设。
季羡林多年省吃俭用收藏的古董、小摆件，许多都被砸得粉碎。楼上搜查完毕，他们又逼他交出楼下的钥匙，因为知道他把书籍藏在车库里。
一夜之间，大量书籍遭到洗劫。
他们还逼季羡林交出记录朋友地址的小本子，以便顺藤摸瓜，继续追查其他人。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的高呼“打倒季羡林！”历数他的“罪行”。
四、被拼凑的三大罪证
被打倒之后，季羡林遭到连续审讯。
第一次审讯时，他还能够坐着，也敢于据理力争。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历史，审讯者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罪证。
但是，随着审讯次数增加，对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所谓的罪证也逐渐被拼凑出来。
其中有三件东西，后来成为批判他的所谓重要证据。
第一，一只装有烧毁信件的竹篮。
抄家时，造反派发现一只竹篮，里面装着一些烧掉一半的信件。他们据此认定季羡林是在销毁反革命证据，企图焚信灭迹。
第二，一把菜刀。
这把菜刀是从季羡林老婶母睡觉的房间里搜出来的，原本藏在老人枕头下面。
文革开始后，社会治安混乱，老人听说坏人入室抢劫时会先找菜刀，便把菜刀藏在枕头下，以防万一。
如此普通的一件生活用品，却被审讯者说成是季羡林准备杀害红卫兵的凶器。更荒唐的是，明明是从婶母的枕头下搜出来的，后来竟被说成是从季羡林自己的枕头下搜出来的。
第三，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
这是一张石印照片，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一位姓张的中国留学生送给他的。
季羡林有一个习惯，别人写给他的信件，甚至只言片语，他都喜欢保存下来。这张照片也因此留在了他的收藏中。
但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就足以被政治审讯者拿来大做文章。
一只竹篮、一把菜刀、一张照片，就这样被拼凑成了季羡林的政治罪证。
五、挨打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季羡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
红卫兵把季羡林带到北大最大的聚会场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样低头认罪。在认罪的行列中，不断听到红小将的喝骂声及打耳光的声音。终于季羡林也重重挨了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接着背后又挨了一记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脚，他想转头看看打他的是谁，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有人高声喝叫：“不许乱说乱动”，季羡林立即低头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脸上的浓痰。
季羡林最害怕的是被游斗示众。一次，造反派把他押上一辆敞棚的车上，车子进行中，群众夹道观看，兴高采烈，但脸上充满对季羡林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季羡林挥拳，往他脸上吐痰，用石块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头转向，不辨东西。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车子还不知在何处停下，他睁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突然被身边一名大汉，飞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跌爬在地上。没有想到，他刚想爬，一名工人阶级的汉子冲上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当场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滚蛋”。季羡林立即连爬带走离开，此时的他混身都是血汗。
六、从劳改到进牛棚
被斗挨打两年之后，季羡林被送去劳改。期间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季羡林决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为什么？因为大道上最不安全。
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
过了不久，季羡林又被送去“牛棚”。在那里，他被迫每天背毛语录，如果背错或背漏，就会遭到毒打，并被诬为反毛。
被关进牛棚的人常常遭到造反派的戏弄。一次，季羡林在牛棚中准备睡觉，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脚跑出去报到，发现是一个姓张的学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学生鞠躬，没有想到张姓学生喝叫：“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回答说：“我不是出来了吗？”季羡林还没有说完，就感到脸上和头上一阵热痛，原来这名学生以胶皮包裹的自行车链条迎头打了下来，接着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头部，把季羡林打得脑袋嗡嗡响，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闪，直打到混身钝痛、火辣、麻木，将晕倒之际，耳边听到了一声“滚蛋”，他就连滚带爬逃回牛棚内，后面惹来一片嘻笑哈叫之声。季羡林惊魂未定，检视身体，发现眼肿了，五官流血，手脚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断，只是外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