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十万个为什么》被批的荒诞的故事在文革中并不少见。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翻译过《呼啸山庄》等名著的南京翻译家杨苡，曾在1959年为一组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组宣扬从小要勤劳独立的儿童画小样配过儿歌，她因此在文革中被扣上了“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罪名而遭到批斗。原来她在一首儿歌中这样写道：“我和太阳来比赛，看看是谁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阳起得快！”敢与“红太阳”相比，难道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显然，《十万个为什么》等以及编者在那个荒诞岁月中的遭遇，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避免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根除造成如此灾难的根源。

清河是北京犯人劳动场所的总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厂，生产塑料凉鞋。我所在的车间有五台卧式注塑机，七八台立式的。卧式注塑机压制聚氯乙烯（俗称硬塑料）凉鞋，大多是十七号以下的小孩鞋，立式注塑机压的是发泡的聚乙烯（俗称泡沫塑料）凉鞋，是大人穿的。我被分配在3号卧式机上工作，我接一小队的...

在矿医院手术室前照，中立者为我1963年，我是宝鸡市太白县医院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因反右倾运动中单位要完成右倾分子人数指标，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定性，我被判处了三年劳教（1979年彻底平反）。将近三年后的1966年，我被分配在崔家沟煤矿就业。没满3年（差两个月），是因为矿上...

徐璋本表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他还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

五花八门的虐待和酷刑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拘留所普遍存在。图为监狱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 Stock）本人从不满20岁便在反右运动中，先划为右派又继以所谓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牢，长达二十余载。其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虐待、酷刑，至今还留在恶梦一般的记忆里，成为挥之...

“铁幕”一词便成为共产极权专制国家的代名词，且为世界所公认。然而在这“铁幕”的后面，还有更阴森黒暗的境地，那就是星罗棋布于共产专制国家里的形形色色的集中营：监狱、劳改队、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而其中对受刑人的种种虐待、折磨更令人发指，许多人更被活活地折磨致死。本人从不满20岁便在反右运动中，先划为“右派”又继以所谓“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牢，长达二十余载。其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虐待、酷刑，至今还留在恶梦一般的记忆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因而对这些历史不能保持沉默。必须将其公诸于世，为历史作证，不能让那些作恶者的恶行不为人知。

（一）1959年秋季开学伊始，我们进入了大四，室友徐邦治同学突然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年级——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在1957、1958年打了8名右派之后，1959年又打了徐邦治同学的反革命。最近（2010年）听北京的张毓熙同学...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他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季羡林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其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乘机就滚了蛋。

官方档案与民间记忆互证，冷酷的暴力逻辑与顽强的人性尊严对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版图中，西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命运的隐喻。那里不仅是有风沙、盐碱和高寒的荒原，也是国家意志进行封闭型大规模社会实验的独特场域。今天回望那段尘封的历史，往往面临着视角的割裂：一种是冰冷、宏大、由...

一，恶有恶报——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

1947年，作者（后排左三）20岁时与父母、姐妹、幼弟等摄于上海。这里讲述的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铁生，即笔者本人，于1961年在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被饥饿送进鬼门关，又被拉回人间的真实故事。低洼不平的土地上，两个人在拉着一辆平板小胶轮车行进。其中一...

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 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

80岁的难友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员，因日记上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字，便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沙坪整整待了近二十年。我们先后在重庆、成都多次见面，相互谈起当年沙坪劳改农场往事时，仍觉怵悚惊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说，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场景，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