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23岁的我是湖北大学的英语老师,直到那年春天,我都一直以为自己的学生们无可救药地沉默寡言,屈服于令人窒息的压制,顺从于枯燥乏味的命运。我的学生,当时19岁主修英语的戴维成为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组织者,这场运动最终席卷了整个校园。戴维说,“我们需要让北京的领导知道,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原意为自由而死。”他最勇敢的一个举动是组织接管了校园的广播站。他和一群年轻的同伴将它称为“反叛电台”,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播音,抨击共产党,同时劝说同学们加入每天的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