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工人的子女，是家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对此他们都心存感激。可是在1989年春天，在位于长江畔的城市武汉的湖北大学里，这些学生们却感到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厌倦。
他们之所以愤懑，是因为政府干涉并控制着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体制性的腐败对有关系的人有利，但却不利于努力而且有才能的人。随着毕业的临近，许多人都对提前定下来的未来感到恐慌：除了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大多数会被派回乡下当老师，收入微薄。
然而那年4月，学生抗议震动北京的消息传到了武汉，他们一改厌倦世界的心态，活跃了起来。学生们在食堂里谈论起“民主”和“自由”这样的词语，一些年龄较长的学生违抗校方的指令，北上1200公里加入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5月中旬，学生们停止上课之后，破落的校园里洋溢着狂欢的气氛。每天早上，墙上、路灯柱上都会贴上一层手写的新海报，呼吁政治改革。
当时23岁的我是湖北大学的英语老师，直到那年春天，我都一直以为自己的学生们无可救药地沉默寡言，屈服于令人窒息的压制，顺从于枯燥乏味的命运。我的学生，当时19岁主修英语的戴维(David)成为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组织者，这场运动最终席卷了整个校园。戴维说，“我们需要让北京的领导知道，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原意为自由而死。”
他最勇敢的一个举动是组织接管了校园的广播站。他和一群年轻的同伴将它称为“反叛电台”，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播音，抨击共产党，同时劝说同学们加入每天的抗议活动。后来他们组织的抗议阻断了仅有的一条过江铁路线。
25年前声势浩大的运动吸引了数十万示威者来到了中国首都的中心地带。因为有大量的外国记者驻在北京，这里的运动得到了很好的记录。然而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反对通胀和官员腐败的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在那年春天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使大大小小的城市陷于瘫痪。
对话基金会(Dui Hua)最近公布的党内文件显示，5月18日和19日在黑龙江省濒临俄罗斯边界的小城市佳木斯，有5200名学生在走上街头。对话基金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组织。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示威者人数剧增到了逾10万人。
林慕莲(Louisa Lim)在她的书《失忆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中，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四川省省会成都的动荡。在那里，学生、老师和工人们日复一日地汇集在天府广场上宏伟的毛泽东雕像四周。之后，有1700名学生在那里加入了绝食，声援北京的学生。
她写道，“在一些圈子里，示威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惯常的问候语‘你吃了吗?’，被半开玩笑地替换成了‘你游行了吗?’”
林慕莲的研究显示，就像北京一样，成都的示威也受到了暴力镇压，致使多达300人死亡，至少1000人被捕，其中一些人旋即遭到处决。在偷运出中国，最近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获得的内部历史档案中，记载了军方在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档案中有数页篇幅讲述了湖北大学所在地武汉的情景。这座粗砺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以其夏日的酷暑闻名，毛泽东70多岁时在这里游泳横渡长江的举动也被人广为传颂。武汉集中了许多大专院校，这里也是培育政治动荡的温床，包括1911年的武昌起义，那场起义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军方文献显示，32家院校的学生参与了游行和静坐，抗议从4月1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军方野蛮动用武力控制北京局势的第三天6月7日。武汉抗议活动的收场并没有那么血腥，但是仍有数百名示威者遭到逮捕和监禁。我很多学生的命运都被永远地改变了。
武汉的多数院校都在长江东南岸的武昌区。西北岸的汉口则是由英国、法国和其他外国商人在20世纪初建造的欧式商业区。渡江到对岸去，常常需要乘渡轮走10分钟。
这座城市的布局很分散——没有仪式性的中央广场——早期的游行之所以像是散步，这也是原因之一。一列列拉着横幅的学生，蜿蜒穿过汉口，或者朝着省政府大院发泄他们的愤怒之情，或者经过这座城市庞大的钢铁厂及火车制造厂的大门，在那里，支持学生的工人们会从里面扔钱和香烟过来。
但是，这种早期的愤怒表达最终汇集在了武汉长江大桥，那是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建成的一座时代丰碑，是当地唯一一座横跨在浑浊的宽阔江面上的大桥。它还承载着中国的南北脐带：北京到广州的铁路线。
就像北京的抗议活动一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过世也是武汉抗议活动的导火索。由于胡耀邦的自由派倾向，他已经在两年前已经被踢出局。虽然报纸受到严格审查，我的学生们还是通过《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了解到，北京的公众如何集体表露出了自己的悲伤情绪。第二天，我吃惊地发现，数十名学生集中在一个操场上，低着头，沉默不语，举着标语，要求给胡耀邦平反。
4月23日是个周日，一些比较大胆的学生无视站在大门口的副校长和警察，加入了一个悼念游行。游行迅速演变成抗议活动，数百名学生高喊口号，要求进行政治改革。随着这些抗议变得日常化，学校行政人员呼吁年轻党员进行干预。我很惊讶地得知，我最开明的学生之一弗雷德是共产党员，上面让他阻止同班同学参加5月4日的大型集会。他对这个任务很不开心，在集会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到我的房间，要我陪同他一起去抗议活动现场。“我们就只说你需要我保护好了，”他认真地说。我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这段动荡时期中间，我回了一趟美国参加妹妹的婚礼。10天后，时间到了6月初，我带着一些《新闻周刊》(Newsweek)、《时代》(Time)周刊和其他美国刊物重返中国，北京抗议活动登上了这些杂志的封面。它们立刻变成了抗议道具，被高高举起，以向大家证明全世界都在看。
这种兴奋的状态在两天后戛然而止，因为北京军队镇压的消息通过《美国之音》传来，有报道称，至少有数百名抗议者遭到杀害。虽然国营电视台怪诞地反复播放农业高产破纪录的新闻，抗议电台却播放着一首葬歌。消息在校园里蔓延：有数十名湖北大学生丧生北京。
学生们没有避风头，而是又回到了街上，这一次，他们带着新的气势在长江大桥上汇合了。“很难相信他们就是我平时认识的那些懒懒散散、无动于衷的学生，”我在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他们也天真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那天早晨，一则抗议电台的播音呼吁能拿到武器的同学加入进来，战斗至死。还有些人自愿参加了“敢死队”，在停开的火车头前面坐着，跟警察相向而视。
他们的行动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军方文件显示，这座桥梁总共被阻断了200小时。但在6月7日，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人群将防护墙推到了铁轨上，公共汽车变成了路障，至少有一辆车被焚毁。军方文件显示，人群反复高喊“反革命言论”和“反动口号”。
“一时间，大桥的武昌部分人山人海，非常混乱，”文件说。
下午时，政府官员和便衣警察渗透进人群，警告大家说，两个师的武装部队即将抵达。恐慌情绪在学生中蔓延，他们投掷了最后一轮石块投掷之后，安全部队占了上风。日落前，游戏结束了，大桥恢复了畅通。
随后的镇压行动开展得迅速而无情。校方命令学生返回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文凭。然后公安人员迅速行动，缉拿了抗议活动领导者。被指认为主谋的人，获刑两到三年，只参加了游行的人则被强迫分配到工厂工作。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以前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在当中学教师。一些人凭借英语技能找到了私企工作，把技术手册翻译成中文。上周我和以前的一个学生通电话时，他说大部分同学错过了中国经济腾飞的机会，而那些人脉背景更好，或者从更好的院校毕业的人则抓住机会变得发达。我问他是否可以带个信给我以前的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参与了抗议活动电台广播的学生，以便一起缅怀一下25年前的往事。
几天后，他回话说，同学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怕谈论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说。“他们说，那段历史最好是忘掉。”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