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现代价值，但真正将中国文明融入世界并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惨烈，于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们不能不思考人类历史的新方向。 文明容或有冲突，但不会永远，文明终究要与异质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冲突，不文明或者说野蛮也并不必然失败；但是文明与野蛮之持久较量，文明终究要战胜野蛮。换言之，也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一个野蛮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时征服了文明，但这个野蛮民族终究还会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个持续向上的进步过程，短暂的倒退、短暂的被征服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明发展的趋势。
中共自夸的五年规划、解放军的系统性贪腐、蔚来汽车的跨国诉讼——其实是同一制度硬币的三种刻面：五年规划，是政权合法性的仪式；贪腐，是制度执行的成本；跨国诉讼，是风险外溢的结果。 一句话总结：五年一规划，十年一贪腐。 若一个制度无法建立起透明、公正、可问责的治理机制，那么不论它如何高唱优越，最终都会在风险的积累中自行崩解。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或许最大的讽刺，就是它始终无力处理自己制造出来的制度
洪耀南：中国制度优越神话的崩解
洪耀南：中国制度优越神话的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