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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是一个儒教国家,更不会与谁持久冲突

严复、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现代价值,但真正将中国文明融入世界并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惨烈,于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们不能不思考人类历史的新方向。 文明容或有冲突,但不会永远,文明终究要与异质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冲突,不文明或者说野蛮也并不必然失败;但是文明与野蛮之持久较量,文明终究要战胜野蛮。换言之,也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一个野蛮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时征服了文明,但这个野蛮民族终究还会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个持续向上的进步过程,短暂的倒退、短暂的被征服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明发展的趋势。

1中国文明研究的缘起

中国文明的研究,对我来说已经二十多年了。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政治向“后冷战”转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于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第一次阐发自己的“文明冲突理论”,以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而是各个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推动历史演变。文章一经发表,迅即引起各国学者激烈反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

三年后,亨廷顿于1996年将这篇论文扩展为一本专著出版,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激烈的竞争、冲突甚至战争。

基于这样的判断,亨廷顿接续几十年前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给文明归类的思路,将世界主要文明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这些不同的文明将取代先前的意识形态争论,并主导世界政治发展,世界冲突的根源将是文化;各个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正如亨廷顿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

理论上可以不相信亨廷顿的归类,更不必相信他的分析,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解释力。进入21世纪后,迅即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9·11”事件,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的本·拉登策划了2001年9月11日劫持客机袭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恐怖事件。事实证明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有效性,因而先前对亨廷顿质疑的声音在减少,认同的主张在增加。

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提出不久,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文明研究课题组,而我也就此开始了中国文明的研究。这也是这部《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的写作缘起,主要是针对亨廷顿对中国文明的判断,以及中国文明是否会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发生激烈冲突的讨论。当然,这些讨论都是在历史学的范畴,不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

2中国文明源于地方

讨论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明,不能不简略地从源头上说起。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之一。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追溯很远,但大体上还在传世文献提及的“三皇五帝”“夏商周”这个大时段。“三皇五帝”为传说时期,“夏商周”大概属于孔子所说的“所见所闻所传闻”,这大概也符合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由文学想象进而史学实录。换言之,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有一个含混不清的蒙昧时代,然后渐渐开悟有了理性,终于走出神话、走出传说,开启了人类理性历史时代。

人类最初的经历应该大致相同,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可以有人种的区别,生活方式的不同,但人之所以为人总要遇到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生活物资的储备,渐渐发生了动物驯养、植物优选,对自然的观察,记录时间,区分时间。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生物界,人类并不为王,并不是最凶猛的物种,人类在面对来自其他物种以及大自然的伤害时个体很难应对,于是人类形成之初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组织起来,从个体变为集体,从一人变为多人。所以,共同体的意识在人类形成之初就发生了,而集结众人之力去应对危险则是人类高于其他生物的关键。

人类共同体的发生,在最初时期是非常小的,个体所能触及的范围不可能很大,这些小的共同体经过数百万年的发展由小而大、渐渐集结,形成一些大的共同体,有差别、有等级的社会也就渐渐形成,而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血缘。血缘、婚姻成为彼此联系的纽带,也是远近亲疏的依据。我们读有关夏商时期的史料,读近代以来待开化周边族群,以及世界各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各个待开化族群状况的调查并不难体会这种社会情形,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他们的记忆都是具体而微的;但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又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因地域差异而不同,不同的只是原料、天然条件,而不是人为的加工、掩饰。

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个大的时间段现在要想将其具化还比较困难,“史阙有间,文献不足征”是根本原因。那时的人们尽管在创造着历史,但他们绝不会想到为后世留存更多的证据,即便到了现在,人类社会尽管有了专业的史学机构、史学人才,创造历史的人也不会顾忌后世研究历史的人,更不会为留存证据而创造历史。历史的创造都在不经意间,不经意间的历史也不可能有多少有意识的证据。我们现在阅读有关夏商周的史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成绩,大致能体会出夏商周三代的大概,那确实是中国文明的草创时期,当然也是不断密集、不断细化、不断丰富的过程。

大致而言,夏商周三代并不是截然的前后相续,他们之间有相当长的“共同享有的时间”。举例而言,商在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前属于夏的方国,在夏朝体制里存在了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先商时期”。商朝的存在为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而接续商朝的周朝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但“先周”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很远,周很长时间属于商朝的方国,至商朝晚期周人部族首领甚至与殷商王朝结成了姻亲,有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换言之,商周两朝共同享有的时间其实更长。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尚曦读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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