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意义上,2022年都是21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从大国冲突(俄乌战争)、粮食安全(全球短缺)到金融稳定(高通胀)等等,背后都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枢纽性问题。那么,如何理解2022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折这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呢?我以为,拿最近习近平的“清零大逆转”与当年慈禧应对“庚子国变”做对比,会有很多启示。
我的视角是“文明冲突”的中国逻辑,我认为这比单纯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冲突”视角更贴切。
没有英国人发明现代世界,就不会有“文明冲突”。因为技术和地理障碍,令人类冲突几千年来主要发生在“文明内部”,而大英帝国发现,她虽不可能征服全球,却有可能推行一种普遍的游戏规则。“文明冲突”由此而不可避免,因为这不仅挑战了各种旧秩序,更挑战了各种传统文化的身份尊严。理性主义的一大缺陷,就是回避了这个困难的问题。历史和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小到族群,大至文明,文化身份尊严的价值难用“利益”衡量,这是人类暴力冲突最根本性的来源。
而所谓“文明冲突”的中国逻辑,简单说,就是中国文明的文化身份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难以分割,由此带出了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所特有的内外冲突方式和逻辑。
从这个视角来看慈禧想藉义和团“扶清灭洋”和习近平借武汉封城成功来“以疫谋霸”,就不难看出其共同点就是中国独裁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都不惜利用“大一统”与文化身份的绑架关系,与外部世界做价值对决。而最终结果不仅是独裁者的政治自杀,而且启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全面重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对比百年前的慈禧与当今中国的习近平面对的政治灾难,可以提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与今天中国与世界关系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一定会带来巨大灾难吗?
我的理解是,“文明冲突”不可避免,深层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被文化身份绑架的人口规模越大,“文明冲突”就越强烈,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也就越大。美国政治学家、《文明冲突论》作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也相信,减少这种风险是可能的。
那么,慈禧当年的“昏招”,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乃至影响了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呢?我认为如果慈禧当年没有不愿“归政”给光绪的心病,会大大减少中国人在“庚子国变”中遭遇的集体羞辱——因为当时的“列强”们多数都愿意与大清建立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也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中国人集体蒙羞激发的巨大动力,是清廷退位后两次重建“大一统”的重要原因,中共之所以敢于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并两度180度大转弯,先向苏俄一边倒,又向美国一边倒,背后都有这个动力支撑。而由两次一边倒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国力,正是今天习近平敢挑战世界秩序搞独裁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