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第8次中（共）国—北约安全政策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共国防部的声明说，双方就防务交流、国际和地区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但无详细说明。
稍前，3月7日，瑞典放弃其200年来的不结盟政策，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瑞典转向的原因，是“愈发感觉受到俄罗斯无端无情侵略乌克兰的威胁”：“普京2022年2月再度入侵乌克兰之前，支持加入北约的瑞典人不到三分之一”，“入侵后，瑞典四分之三的民众明确希望加入。”出于同样原因，芬兰在瑞典之前，于2023年4月4日正式加入。
然而，中共对此熟视无睹，口头说“中立”，明里暗里却支持俄罗斯。仅此一个问题，北约与中共就处于战略对立状态。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北约转型，“寻求与其它国际机构和关键国家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方式”，中共一度被视为合作者。2007年5月，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张炎率团访问北约总部，同北约进行首次防扩散对话。2010年以来，北约与中共一直保持军事人员会谈。2020年，中共与北约进行了第九次政治磋商。2021年4月，中共和北约举行首次军控与防扩散问题磋商。
不过，中共随着经济暴发，全球野心暴露，挑战美国越发不加掩饰。在中美关系根本性逆转的带动下，北约调整对中共的认知，强调双方价值观的异质性及力量的竞争性，但给中共仍留有很大余地，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例如，2019年12月北约伦敦峰会宣言称，鉴于“中（共）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国际政策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
然而，2020年疫情爆发，中共编造数据、拒不公布真相、阻拦溯源研究，为祸世界；同时，中共在西方世界遭疫情重创之际，又大喊“东升西降”，战狼外交更加猖獗等等，使北约对中共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了。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多次强调，北约并不把中（共）国视为“敌手”。图：2023年7月11日，北约峰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21年6月14日，北约峰会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共）国明确表述的野心及强势行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对中共的胁迫政策、军力扩张、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以及虚假信息行动表示关注。并称对中共在从巴尔干到非洲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必须要准备好做出回应。
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宣言，对中（共）国的定位取消了“机遇”，突出强调“挑战”。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宣言有90段，其中5段是关于中共的，对其威胁表述的更为具体。例如：
（一）中共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同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保持不透明；（二）中共的恶意混合和网络行动及其对抗性言论和虚假信息针对盟国并损害联盟的安全；（三）中共寻求控制关键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材料和供应链；（四）它利用经济杠杆制造战略依赖，增强影响力；（五）它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六）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七）中共“秘密扩大核武库并使其多样化”；等等。
宣言中如此多的细节，表明北约内部对中共的潜在威胁进行了更认真的评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尽管“北约仍将是北美与欧洲的联盟”，“但在北美和欧洲，我们面临着全球威胁和挑战……中（共）国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安全和利益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决定进一步加强与‘印太’伙伴关系的原因”。（北约“印太”伙伴关系并非建立“印太版北约”。）
不过，即便如此，北约也不愿意把中共塑造为“敌人”，“仍然愿意与中（共）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包括建立互惠的透明度”。斯托尔滕贝格多次强调，北约并不把中（共）国视为“敌手”。
这也体现在若干具体政策中。例如，美国驻北约大使朱丽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2023年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主持七国集团（G7）峰会时强调，日本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
然而，中共完全无视北约的善意及其合理担忧，称北约“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公开指责北约：是冷战产物；是美国谋求霸权的工具；鼓吹新冷战；明明是北大西洋的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等等。甚至称“我们没有忘记北约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中共如此的强硬和僵硬，显然是没有与北约认真对话的诚意。但中共仍与北约进行多种对话，用意不过是想把北约带进“谈判陷阱”里，挑拨、利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使其难以成事。例如，台湾问题没有写进北约峰会宣言，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后受访时称欧洲不应在台湾议题上被卷入美中冲突；又如，法国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等等。
对北约而言，既要与中共“建设性接触”而又不掉入“谈判陷阱”，真是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