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或者说某些方面的统一、一体化，有助于社会进步、创新，但统治太过、太整齐划一，其实就是格式化，既不利于社会进步，更不利于创新。我们注意到中国文明最具原创性的成果几乎都发生在轴心时代，也就是发生在诸国林立、群雄并起的时代。
秦汉统一的负面影响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政治上各个地区的差异并不容易拉平，无法取长补短，政治架构强行一体化自然引来反弹。汉初适度调整秦王朝绝对的郡县体制，实行郡县、封国混合体制，其实就是对绝对大一统的修正。可惜，这个政策没有坚持下去，“七国之乱”让汉王朝重回秦王朝的郡县制，极大地削弱了地方的权力，地方活力受到相当的遏制。不过，汉初七十年大致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汉高祖刘邦去世后由女主吕后控盘，萧何、曹参这批布衣将相把持朝政，不论认知还是能力，第一个咸鱼翻身从底层爬升而建立农民政权的刘汉王朝并没有过分瞎折腾，其七十年休养生息无意中让汉王朝建构了一个“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创造了财富，但也制造了野心。汉景帝之子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十六岁继位后，逐渐萌生了废止黄老之学、尊崇儒学的念头：黄老之学带来了宁静、富庶，但过于消极、无所事事，现在的大汉帝国已经恢复了元气，为什么不调整政策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震慑周边，替高祖报“平城之辱”之仇呢？基于这样的考量，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策问以古今之道，对者百余人”。其中，汉景帝时博士董仲舒连对三策，明确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于是，“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稍后，又经过一番折腾，至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汉武帝摆脱所有束缚。翌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从董仲舒言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又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七百余人”，仍由汉武帝策问古今治道，如建元元年故事。这里面虽然还有许多故事，但其结果是儒家学者终于实现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独霸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
“儒术独尊”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由于“儒术独尊”，后世尤其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者皆以为此后的中国就是儒术统治中国，以致亨廷顿以为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儒术，或为儒家学术的简称，或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关于“术”的很小层面，侧重于术而不是学。尽管如此，儒术当然仍是儒学的一部分。儒家、儒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术之一，与其他诸子大致同时发生。汉代知识人普遍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根据这个经典描述，儒家大概源自官学之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依据之文本为“六经”，其核心概念为“仁义”，其创立者为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其大宗师为孔子。很显然，儒家起源甚早，大概属于官学系统，至周初制礼作乐而完成了体系化转型，至孔子，更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简单，专业知识人的养成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自由职业者甚少，社会需求不旺，因此没有政府的需求，没有官学系统，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发生。儒家大约和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刑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都是官学体系中的一种，靠着政府供养而存在，他们的工作不是直接的生产劳动，而是社会现象的记录与解释。这种情形在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夏商社会并不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