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间段，后世中国境内的政权大小几十个，如果一定要用周制与秦制二选一，显然是不科学的。尤其是北朝之十六国，虽然许多地区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要将他们的体制进行归类，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周制与秦制中二选一，否则就更无法理解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隋唐终结了魏晋以来四百年分治状态，重建了大一统帝国。相对于秦汉“第一帝国”，我们不妨称隋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而“第二帝国”的体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周制抑或秦制。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写有一篇《封建论》，所讨论的就是郡县制与封建制孰优孰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在柳宗元看来，秦朝的失败就在于残忍的统治，“亟役万人，暴其威刑，咎在人怨”，而不是秦王朝实行的郡县制。
继秦而起，“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很显然，柳宗元站在秦制立场上，以为汉初封建、郡国混合体制并不能阻止动荡，而且“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更证明郡县制有利于政治稳定。
至于“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唐朝的动荡“在于兵而不在于州，有叛将而无叛州”，也足以证明唐朝“制州邑，立守宰”的制度设计不误。可以说，隋唐主体政治体制接近于秦制，但与隋唐同时存在的政治实体还有突厥、吐谷浑、高句丽、吐蕃、大食、南诏、大理等，这些政治实体很显然有自己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周制与秦制。
稍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如此，短短几十年时间出现了十几个政权，其性质当然不会整齐划一，也不可能只在周秦之制之间选择。
再稍后，唐朝政治架构继续分解，辽、宋、西夏、金政权相继出现在北部中国，他们差不多都自称“中国”、崇拜孔子、尊奉儒学，宣称继承华夏正统。这又是一个分治时期，如果从五代十国（始于902年）算起，至元朝重建大一统（建于1271年），这又是三百多年时间。三百多年的分治，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尤其是北部中国经过北朝（始于439年）以来长达近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稳固的一部分。这几百年的中国政治架构，呈现明显的多元特征，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中原帝制传统，但说为周制或秦制似乎都不太合适。总而言之，中国并非只有周制与秦制，混合的、不见于周秦之制的应该所在多有，不一而足。
5中国化与世界化，或中国化与“化中国”
蒙元帝国时代，全局性流动在加快。蒙元帝国构建了横跨欧亚的帝国，更极大地加速了全球性流动。回望12世纪、13世纪的历史，东方与西方开始密集接触，东方文明通过蒙元帝国进入欧洲，而欧洲文明也在这个时代从西方来到东方。例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是个显例，隐而不显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
唐宋时代，中国与域外文明就多有联系。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广州就设有市舶使，替朝廷管理贸易事务。至宋元，海上贸易高度发达，有的研究认为那时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国际贸易，至于两宋的困扰不是经济不发达，而是没有处理好“远交近攻”，没有协调好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经济关系，以致从北宋到南宋颠沛流离，最终失国。回望10世纪以后的中国史，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到“中国问题”已经与域外问题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同样也在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
读宋元时代的历史资料发现，一方面社会管制逐步在放松，市民社会随着城市生活的普遍化逐渐在形成；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尤其是那些道学家的说教似乎也在显著增加。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显示，不道德的社会才会出现道德说教，道学家得势不是证明儒家伦理遏制人性，而是社会生活已经变得让这些道德家实在看不下去。例如，研究考察宋元时期福建泉州的全球贸易、社会生活，再思考朱熹理学为什么在福建特别昌盛，这中间的因果关联很值得重新考察。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并不始于唐宋，似乎可以说人类自发生之初就不是孤立存在，而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全球范围的迁徙、交往，当然这些活动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因此，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传说，以为似乎也不是无根游谈、凭空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