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秦人也不是突兀而起，他们至少在殷商王朝的时候就活跃在西北地区，成为镇守西戎的重要力量。周初，秦部落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国，治都于秦邑，即现在甘肃天水一带。周宣王时，秦庄公率部击败西戎，被封为西陲大夫。由此可知，秦与周，不只是相继，更是共时。
与周共时的也不只秦国。周朝初年所建立的分封制，其实就是让各个地方充分享有自治权，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大致作了区隔，中央即周王室的权力边界极为清晰，地方各诸侯国全部按照诸侯王的意志自我管理。各地差异是事实，因而没几百年就慢慢形成了几个中心强国，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指的就是自然分化的结果。这些差异当然要反映在文化上，我们讨论周代的文明固然有周王室层面诸多可讨论的空间，诸如中央政权的虚置、功能虚化，中央财政逐步萎缩，特别是分封原则的持续，周王室可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无法履行周天子的责任“分无可分”，更没有力量“率有道伐无道”。
分封制的基础是血缘、军功。几百年过去了，血缘稀释加速进行，军功贵族也都在各个诸侯国发展与存在。各个诸侯国原先所凭借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其权重主要看各自发展，凭实力说话。于是，我们今天回望周朝八百年历史，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同一的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周朝的文明或文化，几乎完全是地方主义的。例如，齐鲁很近，差别并不小；吴越近邻，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至于楚蜀、秦晋等，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差异，就是个性，也就是各自的不一样，当然也就不是一统的格式化。中国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地方主义的，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秦汉一统之前是如此。所以，中国文明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实是后来很迟的事情。
3中国政治文明是“霸王道杂之”
对于早期中国，大一统是中国统治者的想象与期待，而历史事实并不支持这个想象与期待。秦吞并六国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先前各地分治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确实成为中国一个最重要的象征。
中央集权是此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仔细分梳，也可以看出周朝的分封制是将一个大家庭分拆为很多个小家庭。小家庭当然有助于精细管理，有利于调动各个小家庭的积极性、责任心，各个小家庭创造出来的财富总和一定远大于原来不分开的大家庭。
当然，过多的小家庭不利于重大事务的协调，特别不利于重大项目的规划与实施。重建大家庭并不都是恶意、私心，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特征的东方社会确实需要协调各方力量，权衡各地利益才能实施一些诸如大型水利工程的营建，只是在如何处理重建大家庭之后各自的责权利，应该承认秦汉以及后世统治者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路径，因而陷入两千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非此即彼困境之中。
我们过去的历史认知是，统一是战国晚期大趋势，是人民心声。这种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并不都是事实。其实，在统一战争即将告一段落、未来政治架构如何设置时，各方面的争论也极为激烈。按照当时比较容易接受的观点，秦代周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并不是不可以，就像夏商周三代更迭一样，“周德已尽，秦人顺乎天而应人，起而代之”，从而建构“夏商周秦”四代历史叙事似乎也是正大光明，并不是问题。但是，夏商周三代都属于继承、创新型的架构，并不是彻底推翻、另起炉灶，用孔子的话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秦王朝若要想继承周王朝的法统，成为历史上一个正当的王朝，就必须继续周王朝的法统，然后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损益。因此，当时认可秦王朝统治事实的知识人建议秦王朝主政者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只要在中央层面以秦取代周，在其他方面尊重现状，尊重各个诸侯国的历史，保留各个诸侯王既有的责权利，继续让各个诸侯王当家作主、实行自治。“群臣皆以为然”，唯独重臣李斯持异议。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就将原本正确的理论推向极端，以为在帝国内部不仅政治、经济要统一，文化要统一，而且包括人们的意识、思想都应统一在帝国的根本原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