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根据王国维的研究，认为周制的一个极大贡献是同姓不婚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对于种族繁衍、优生优育影响极大，而且从政治层面看“私天下”背景下同姓不婚势必要在族外寻求通婚，有意无意间小共同体必然向大共同体过渡，久而久之“天下一家，家国同构”并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周朝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就是基于血缘、姻亲的联合体。
第五，周制与前后体制的最大不同，无疑在于其实行的分封制。王国维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简言之，商王仅为诸侯之长，而周王则为诸侯之君。从周代起，大力分封亲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至此，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体制构建完成，远近亲疏、等级森严分明。
基于这样的制度安排，王国维认为周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德教化”，毕竟大家同出一源利益攸关，残忍杀伐毫无必要，利益均衡可以更多地凭借道德的、亲情的力量或者影响以制约。
上述几点，是王国维概括出来的周制特征。经“周秦之变”，周王朝成为历史陈迹，秦王朝构建从未有过的一统天下，秦朝延续秦孝公以来的路径：推崇高度中央集权，集中一切资源富国强兵；编户齐民，剥夺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秦制被后世研究者视为一种极端残忍的恶政，“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彻底摧毁了周制之双层政治结构，让秦帝国成为一个无处可逃的大牢笼。在周制背景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秦制背景下，编户齐民，身份管制，无处可逃。这大约是研究者普遍认同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别之所在。
很显然，秦制是对周制的颠覆，开启了后来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先河。“百代犹行秦法政”，大致可信。然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周制与秦制是否就是中国历史上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
其实，周制实行的时候就不是纯洁的单一体制。周朝的分封制建构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架构，周王室并不过度干预诸侯国的政治，而诸侯国的制度选择则是五花八门。例如，秦国，也是周朝最早的诸侯国之一，它从一开始的制度选择就与周朝之主体诸侯国齐、鲁、宋、韩、赵、魏、吴、越等很不一样；而齐、鲁、宋、韩、赵、魏、吴、越、楚、蜀尽管都是周朝的诸侯国，但各自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别，由齐、鲁、宋所见之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与他们这些文明先启的诸侯国相比，显然有文野之分。换言之，周朝之所谓周制，只是就其大略而言，似乎经不起深究，否则就不容易理解周朝八百年各地差异性何以持久而顽固，更不要说与周朝享有共同时间“共时性”的周边族群，他们后来也纷纷加入“中国”，成为“中国”概念中极为重要的周边因素，如周初即已存在的西楚、百越、肃慎、犬戎。这些族群的文明基因不可能在加入“中国”概念后被完全无视。所以，我一直倾向于讨论先秦诸族之融合，一定要多考虑周边因素，或后世所说的所谓“非汉人因素”。然而，两千年历史学的主流叙事，基本上无视周边的存在，而周边诸族又由于各种原因，或没有文字没有记录，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无视、摧毁。总而言之，从今天的视角讨论周制，既要看到其主体之封邦建国，又要看到“共时”之周边后来加盟“中国”时所带来的不一样。
至于秦制，也有类似情形。因为中国史并不只是汉人的历史，甚至也不只是中原的历史，所以将两千年中国史视为秦制一个单色调，可能并不准确，也不恰当。与秦汉帝国“共时”存在的匈奴与中原有密集交往，甚至也有婚姻交换，而匈奴大部分或者说主体后来渐渐融入“中国”，他们的文明实际上也就带给了“中国”不一样。因此，后世中国文明中理所当然具有匈奴族群的因素。
东汉解体，“第一帝国”秦汉王朝结束，中国进入分治时期。先是汉帝国主体部分一分为三，但是应该注意，魏、蜀、吴三国的总面积大于东汉晚期，尤其是东南、西南在吴、蜀精心治理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成为后世中国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三国的体制，合起来像周制，分开看更像秦制，但又不是秦王朝那样的残忍和严刑峻法。三国分治，没有一家不想统一别人，但也没有一家有这个力量，因而分治让三国保持了适度的张力，这也是他们内部治理相对不错的一个外部环境。
接着是晋朝短暂的统一，这个新建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延续两汉体制，有意重回西汉初年封建与郡县的混合体制，分封诸王并要求这些诸侯王离开京城到各自封国，甚至都督诸州军事。各诸侯国行政由诸王主导，社会经济文化则遵从自发秩序，由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分别管理，模式不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没有过多影响经济的自由、文化的多元，此时的知识人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民，延续东汉晚期以及三国时期的风气，享有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就此而言，晋朝的体制既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周制，更不是秦制，而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惜，晋朝统一极短，重建封国导致“八王之乱”，进而晋朝大一统统治结束，北部中国诸多异族政权崛起并深刻影响南部中国，伴随着“永嘉南渡”使大量士大夫带领大量部曲族人在南方侨置郡县。于是，南方先是东晋，进而南朝之宋、齐、梁、陈；北朝则起于十六国，直至隋唐再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