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重要的认识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在我看来，这个口号提得极高明。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同民主制度并不冲突，我们知道北欧那些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宪政国家。所以，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和列宁式共产制度划清界线。也就是必然要抛弃以阶级斗争方式治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裁这些东西。

韦德纳表示，由于头部受伤，加上严重流感，判断力已受到影响，因此在拍「坦克人」时，甚至忘记检查相机快门速度。「我用800毫米的长镜头，快门速度慢到1/30秒。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奇迹似地，有一张成功了」。

六四参与者封从德19日表示，中共正主导全球一场记忆战争，透过结构性暴力影响世人对六四的记忆。他也认为，六四之所以失败，是学生从未想过推翻中共。

根据这些报告，在六四镇压发生后，中共政府一方面通过官媒批评学运，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目击者报告”等文章，批评“美国之音”等媒体对学运造谣。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把这些举动称之为“大谎言运动”。

六四参与者封从德表示，1989年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学生的无知，整场运动「荆轲太少，祥林嫂太多」，学生根本没想过要推翻中共，刺杀极权体制。直到今天，六四的主流论述依旧像「祥林嫂」一样，哭诉自己的可怜与悲惨，却从未想过怎么结束专制政权。

因为学生当时的主要诉求是要当局撤回四二六社论中对学运的定性。赵准备接受学生的要求，并表示由他承担责任。因为李鹏、姚依林的作梗，常委会无法形成共识。现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二六社论是邓定的调，当局不愿意改正，是因为最高决策者是邓，需要邓做最后决定。这无异于引火烧邓。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其实保守派陈云李鹏他们一直想把赵搞下来，在高层鼎力支持赵的只有一个邓。现在这样做，不等于是挥刀自宫吗？

曾参与中共体制内政改的学者吴国光18日在研讨会指出，六四前夕，中共内部曾发生一场由邓小平授意的军事政变，断绝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此观点引起当年六四参与者的现场论战。

邓小平1989年4月在北京种下的树如果没死，年轮该增加了三十圈。当年6月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惨剧的定性，由"动乱"到"暴乱"最后停留在"政治风波"上。死了多少人，受难者家属、执政者、外国媒体和政府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数字。韩国光州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历史已还其本...

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现场惨状令人作呕，她吓得在浴室呕吐。几天后逃离了中国，「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和民众自发走上街头，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并呼吁“反腐败，要民主”，遭官方冷遇。之后学生发起多次游行，但被官方定性为“动乱”。学生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上百万人参与。

在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许多人目击了这样一幕惨剧：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带碾压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

李晓明在1989年六四期间，是戒严部队的一名中尉。他是仅有的几个公开谴责六四镇压的戒严部队成员之一。最近，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六四期间军队发枪发子弹，但高层并没有直接下令开枪。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允对李晓明的专访。

「勿忘国耻」这四个字，正是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后，将其政权正当化的核心伎俩。六四之后，邓小平做下结论，他认为共产党最大的失败是缺乏思想教育。这席话揭开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序幕。如今，爱国主义的教育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窜改历史书籍和大众娱乐的内容，也改变了国内的旅游业；红色旅游强调革命者为建设今日中国遭受各种苦难，借此培养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989年春夏之间，从首都北京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爱国学生“自由民主运动”，一位北京大学生全程参与并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见证了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的爱国热情，以及随后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六四30周年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座谈会发言稿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六四是禁区。把六四定为禁区，至少有一个前提——承认六四见不得人。我同意见不得人这个前提，无法同意把六四定为禁区这个结论。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六四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

近日，一名六四亲历者、网名“不再沉默”的读者发来1989年六四现场的原创照片，授权大纪元发表。这是继原北京大学生刘建，拿出沉寂了三十年的两千张“六四”照片后，大纪元发布的又一批六四现场照。

5月13日10时30分，北大学生绝食团一百多人头札白布条进行绝食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繁荣，我自愿绝食。”

当年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1986年开始驻京，直至“六四”最后一批记者后离开。他成为当年采访六四事件的记者中唯一被通缉者。刘锐绍将六四事件复射至现今香港争论不絶的《逃犯条例》，称：条例修订一旦通过，自己会有可能被移交回国内。30年里，除了努力地为“六四”保留真相，刘锐绍还不断发掘“六四”不为人知的迷团及真相，包括当年出动军队数目应为35万。

2000多张记录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珍贵照片，在中国深藏近30年，最近由照片的摄影者刘建带来美国。刘建表示，这批照片交由媒体发表后，将全部捐赠给“人道中国”，存放在将要兴建的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内的“六四博物馆”，永久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