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泽民在信中对形势的估计（亡党亡国）和对策（果断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怂恿邓小平下令屠城中所起的非常关键的作用，密信揭开了江把赵紫阳赶下台，使自己成为三位一体领导人的真正内幕！

在行进路上，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柜窗上到处用鲜血写“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1989年春夏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虽然在6月4日被残酷的血腥镇压了下去，但这场壮烈的民主运动对东欧人民的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却是巨大的，这个影响和作用在莱比锡大游行中尤其清晰地反映了出来。而莱比锡大游行对柏林墙倒塌的重要性，恰恰表明这场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事实上对东德柏林墙倒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而柏林墙的坍塌，又对东欧国家民主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东欧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崩溃的多米诺效应。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之外，89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89年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和向往的情怀，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这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中共无情的摧毁和践踏了。我注意到现在仍有一部分年轻人对民主、自由、人权还有一些向往，但是这些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去抗议中共的专制独裁，去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吗？

“我们说别去了，这个时候特别危险。但是我儿子他逃跑出去，去挡坦克去了。”徐珏平淡机械地述说着事情经过，她没有哭泣。她说这整段故事，像是在讲述一连串的谜团：为什么她的儿子要到广场，他在哪里遇害，他的遗体在哪里被发现，被埋葬在哪里，怎么悼念他，以及每年的清明是怎么到他的坟上去祭悼的。

一九八九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不仅在中共已经定性为“动乱”之后人民大规模上街抗议，学生还占领广场进行绝食行动，这让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意识到，经过八十年代的十年思想解放，人民已经不是那么恐惧政府了。这对中共来说，是无法容忍的。用完全没有必要的血腥的暴力手段镇压民主运动，就是为了用这样的超出常规的暴力，重新建立人民心中对中共的恐惧。

1989年北京的枪声震惊了世界。但三十年来，中共不但挺过了屠杀之后的全球谴责和制裁，而且变得更加强大和飞扬跋扈，正在向全球输出专制模式，成为自由民主秩序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在世界各地明里暗里骚扰和压制批评者，还公然流氓到在越南、泰国和香港把异议人士绑架回国。天安门屠杀有罪，但那些用红地毯来迎接刽子手、那些只顾发大财、不顾人权民主、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客和商人们，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6月4日是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股市午间惊现“89”“64”；民间也用各种方式悼念死难学生，谴责中共暴政。

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1），八九民运的原因及背景！

王沪宁再获新职后，外界分析，不同寻常，如同夺了习近平的权，这一新头衔连习近平都敢管。被指国安背景的中共海外大外宣媒体，利用川普政府警告向墨西哥加税，来宣传打击中共妥协派，宣称这就是下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国安背景就是曾庆红背景，这是把习近平架...

就根本性的问题，中方的白皮书不仅指出，美国应该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失败负全部的责任，而且还确认，中方是不会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让步的。除此之外，白皮书还表示，西方对中国偷窃知识产权的指控是“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中国方面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

今年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都会举行与往不同的各种纪念活动。美国加州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纪念“64”惨案的纪念碑，中国香港有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这是来自于热爱和平，谴责杀戮，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民间的强烈呼声。我知道我们并不孤立，虽然三十年前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惨案依然被政府列为不可触动的禁地，但我内心还是充满了希望，每个中华民族有血有肉的儿女们是不会忘记中国政府在三十年前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的罪恶行径，这一罪恶永远被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耻辱柱上，早晚会被整个民族清算！

在纪念「六四」惨剧三十周年的今天，所有幸存者都应该感恩那次运动的牺牲者和受难者，他们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那场抗争运动毕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时代带来的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三十年里，中国人所看到、学到和领悟到的，是否能帮助中国避免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劫难，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将迎来决定性的考验。

对民众犯了罪的党，如果主动向民众认罪，争取民众的谅解，那么他们的损失是最小、最小的。如果他们坚持错误，由民众去做本来应该、也可以由他们做的事，到那时，他们的损失将是最大、最大的。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继续坚持罪恶的态度，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马可仕、皮诺切特、米洛素维奇、萨达姆的下场是免不了的！

报纸上没有一条有关那场屠杀事件的报道，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一个字都没有。『人民日报』六月四日头条刊载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垃圾分类作出重要指示，唯一的是胡锡进的环球报大着胆子庆祝：“可喜的是六四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但只是英文版，对外不对内。

在六四事件纪念日，交代这个背景，是因为在目前可预测的未来，中共将永远封锁真相，不仅仅是禁止悼念，甚至提及，哪怕暗示，以至于中共认为周遭言论的暗示都将被封口。今年不同于以往，原因有三点：第一，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一个以整数记录的周期；第二，中共领导人在这三十年内权力空前集中；第三，中美外交关系紧张。

一个民族是不是世界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在世界上受不受人尊重，一个国家有没有国格，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和主权，并不是只看你个儿大不大，胳膊粗不粗，还要看你的人民是不是自由、有尊严，是不是有人的幸福。什么是人的幸福？就是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还有政治自由、精神自由，民众有道德感、尊严感，民众对国家政治有发言权。

费加罗报在内页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三十年前天安门事件亲身经历者的长篇访谈，为读者还原了三十年前发生的这场屠杀悲剧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记者采访了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在内的多位北京的知识分子。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向记者表示，北京当局之所以三十年来始终对天安门事件讳莫如深，是因为北京政府心知肚明，自己对人民犯下了罪行，面对这一罪行，他找不到任何借口。

德国广播电台指出，30年后的今天，回忆八九民运仍然受到中共官方禁止。中国共产党不想重新正视这段历史。但这种做法不会有利于共产党。德国广播电台以曾经参加过学运，但现在是中国企业家的张伟（音译）为例，表达了人们期望澄清历史的愿望。像张伟这样曾参加民运，期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后来在中国经济政策下获益非浅的人有成千上万。

一名记者告诉瑞士国内观众：“虽然政治状况仍不明朗，瑞士与中国官员会友好寒暄，假装过去四个月无事发生。中方要求项目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大批项目正开工建设。”据说，北京当年新建的一座瑞享(Mövenpick)酒店在镇压之后三个月内没有任何住客，但该连锁品牌继续在首都机场附近建造了另一座酒店，那就是后来被大众所熟知的中瑞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