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夹边沟记事》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劳动挖地沟，硬冻土，一镐下去虎口震裂，所有右派都拼命干，以为只要劳动积极就能根据表现送回原单位。他们哪里知道毛主席这次铁了心要把他们钉进棺材，后来是胡耀邦撬开棺材板把全国右派放出来，有三个右派邓小平打死不许平反，留个尾巴证明反右没错。

在三万倍致死量的辐射下，第一批逆行者，赶来扑灭“火灾”的69名消防员几乎全部丧生。此后的15年内，将有8万民众死去，十多万人终身被疾病折磨，无数出生的婴儿畸形。在苏联举国的大救援中，24万名消防人员等进入辐射区，平均寿命减少了10年，600名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事后苏联政府宣布，大救援充满了“勇气和英雄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次伟大胜利”。

中国和马邦性质截然不同。中国是中道之国，王道之政，以儒立国和治国；马邦是马家之国，极权之政，以马立国和治国。中国人和马邦人立场截然不同。中国人儒化，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马邦人哲学以物为本，政治以党为本。中国人和马邦人（一）中国和马邦性质截然不同。中国是中道之国，王道之政，...

一一位在法国学美术的博士拿着北京地图，寻找太平湖。跑了一整天，回来告诉我，太平湖没有了，原址上是一大片钢筋水泥森林。这不奇怪。城市建设不会在古迹面前让步，房地产开放不在乎人文景观，何况，这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出现过三次高潮，老舍死在了第一次，那是19...

毛泽东在27岁时，已经相当狡猾和老成了，而林立果在27岁的当年，却仍然是一个计划不周、谋事不密的愣头青，即便比林彪当年也差了一大截，后继无人的林彪，落得折戟沉沙、葬身大漠的下场，不得不承认并非偶然。 有的时候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己身边的亲人。 中共垮台之前，“9.13”事件是不可能有真相的，因为中共一不能为林彪平反（否则毛泽东的文革祸首真相会曝光），而不能解密周恩来的真面目（否则周恩来，这中共的最后的道德牌坊就会倒塌）。中共垮台之后，“9.13”事件的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

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译《上海生死劫》）出版于一九八六年，时隔卅五年，想介绍这本书并非偶然──时下愈来愈多人开始思考普通人在极权之下究竟该如何自处。在文革叙事中曾一度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在正面直接的对抗之外，坚持属于旧世界的优雅体面、善良高贵...

前几天，文革时期非常有名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国去世，引起广泛热议。她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毛改名为宋要武，煽动起了红卫兵的暴行；二则她是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织和参与了打死时任校长卞仲耘；三则她还是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

2014年9月4日，东欧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的科维努斯大学（Corvinus University）大楼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雕像。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llen Gindler撰文／信宇编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信条之一就是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是...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𬘡，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部长，亦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堂叔。1966年8月，俞大𬘡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文革开打未几，我们的老师陈达星不无善意地提醒我们：57年反右，西北楼大字报也曾经铺天盖地，但后来还是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我们不信他的话，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秋后算账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但那是几年以后的1969年秋后。我们班的蹇明理同学1965年入学查出肝炎，休学回家。...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下乡。这倒并不是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初就有了什么学理上的批判，而是因为它搅了我玩无线电的兴致。自复课闹革命以后，除了偶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窗户蒙上床单遮住光，冲洗放大几张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有两级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上。六八年一开始分配下乡，头批到...

1953年中共又颁布“统购统销政策”，强行毁灭历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的奋斗才得以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强制架构专制权力型经济、即无计划的所谓中央计划经济。1954年，中共又发布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决定”。中共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专制统治。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资本家成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

当年张学良得到了蒋公的宽宥，但西安事变的确给了中共渗透附体中华民族的大好机会，时至今天，大陆人仍在中共之残酷蹂躏之中。而整个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所表现出的伪善、奸诈、狡猾与邪恶，离间手段之卑鄙，攻心之阴险至极，当为今天的全球除共义士之殷鉴。

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

众所周知，中共党魁陈独秀好色因争风抓伤妓女下体被北大开除。在陈嫖妓的这个阶段，他正在和私奔的小姨子同居。小姨子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充当联络员，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陈独秀当了北大教授后，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常常流连于北京有名的烟花之地八大胡同，据说他的很多激扬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