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毛致死都没有明白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他死后要去哪里才能见到日思夜想的马克思。（马克思曾在他的诗作中这样写道：我在地狱里向你们发出呼唤，快下来陪我吧，同志！） 比如周恩来，为共产党效命一生，他深知中共的罪恶太大，树敌太多，或许是出于中共高层共有的“挖坟”之忧，死后连骨灰都不敢留下。 再比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些共产党的超级大员们，死前受尽“肉刑”和心灵折磨与羞辱。

“九评一出惊人醒，迷茫之中有神助，认清邪党识本质，退出邪党是出路，大法弟子做义工，争先恐后把人救，世人不要再迷茫，认清时局早自救，四亿勇士已退出，邪党政权不稳固，不做邪党牺牲品，那样实在太糊涂，末法乱世人心多，迷在仕途不知故，世人都来促三退，铲除邪恶天宇清。” 我建议还没有看过《九评共产党》的人，尽管找一本来看一看，同时，希望你们在明白真相后赶紧退出中共党、团、队。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

金家共产极权政权统治朝鲜近50年来，党内9次大清洗约造成10万党员丧生，150万人死于集中营；130万人死于内战；饿死人数在50万至200万之间。此外中国志愿军战死在朝鲜约40万人，另伤残45万人。50年共产党统治在2,300万人口的朝鲜死亡总数在300万人以上。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发配到南口劳动改造，处在极艰难环境之中。其难还不在于有反动学生管理组的管制，有艰苦的劳动，而在于反动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因为有些反动学生觉得自己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得到宽大，因此常常以监督别人为事，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全不像现在腐败干部之间的...

笔者在家乡时常听“公社化运动”的亲历者讲起这样一件事：1958年底，我家所在的宫里公社的男性青壮年全部集中在该县东部孙村公社的洛沟村一带“大炼钢铁”，民兵如抓住私自回家者就会往死里打；我村有个新婚不久的小伙子金训，从秋天开始已数月不能回家，他的新婚妻子前往工地找他，当晚只能与金训在一个住有上百号男劳力的集体工棚里“同房”，“同房”时左右两边睡的都是同村男人，且彼此间没有任何隔挡。

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文革”中的许多“酷吏”不仅靠着淫威垒砌着向上攀爬的台阶，而且，还不时地在私下里将他们色迷迷的眼睛扫视在异性同胞的身上，为了泄欲，他们不惜以官相诱，以刑相逼，耍尽阴谋、使尽暗算……

一名当年不顾父亲处境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政治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忽然被扣上这几顶黑帽子，对陈琏而言自是奇耻大辱。然而面对一群无知识、无理性的狂热造反派，她心中明白，父亲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身为他亲生女儿的原罪，是没法说得清楚了。她备感屈辱，绝望，无助，生存意志被剥夺得荡然无存。11月19日，在造反派强迫她交出检查材料以备加重批斗的前晚，她从十一楼的窗口一跃而下，以死向这个非人的世道作出最决绝的抗议与控诉。

我在小学2年级开始记日记。家里有《雷锋日记》、《王杰日记》，很自然的就以为日记就是那个样子的，于是就拿了一本只有练习本一半大的小本子学着记。父母知道我在记日记，很着急的把我那小本子翻出来，仔细看了一遍，才松了口气。母亲没有说什么，父亲很认真的对我说：不写最好，你这样写也就算了。后...

1990年夏季的某一天，河北省的省长岳岐峰接到了一封调令信，内容就是中央要将他调到辽宁，担任其代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岳岐峰，河北人，出生于1931年，1945年参加革命，也是在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他1945年，参加河北土地改革工作之后，就一直在河北，担任各种职务，1986年...

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也是官办的，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一靠财政拨款，二靠财政性存款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存款。这种金融架构当时在中国被称为“大财政、小银行”模式。如今，中国的金融架构已经形式上改成了“小财政、大银行”模式。然而，财力有限的各级政府，却能把银行里的居民存款，当作自己可以任意挥霍的资金来用。这种“官吃银行”或“官府吞噬银行存款”的社会主义制度运营模式，正在迅速掏空银行里的居民存款，进而掏空支撑政权的最后支柱---银行系统。

如果说当时中国人很愚昧，尤其是当时的青年学生不明不白地上了当，稀里糊涂地跟着毛搞文革还有情可原，那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像薄之流还想走毛文革之老路，还想把中国人推向苦难的深渊，还有人跟着大唱红歌，连手机的铃声都不放过，为什么？是还想拿中国人当傻瓜，还是个别像薄那样的人别有用心？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生活为代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前年(2006年）偶遇两位大陆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的女生，交谈中有如下对话：问：是否知道高智晟？答：未闻。问：郭飞雄？答：不知。问：陈光诚？答：未听说。去年9月又遇三位大陆法学留学研究生，问及同样问题。同样一问三不知。今年4月再遇两位大陆法学研究生，除了问及与上述相同的问题外，加上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