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913事件后，毛说，林彪帮了他一个大忙。这话只有周恩来最能理解，他洞悉林彪已是毛甩不脱的负资产。不过，这个忙是潘景寅帮的。潘妻受了十年委屈后获得一纸“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加500元抚恤金，7000元补偿。 结论是——用一架专用三叉戟、一个顶尖的飞行员，换取林彪的一颗头颅。

吴仁华表示，自己为什么要研究军警死亡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六四以后一直说，因为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才不得已开枪镇压。吴仁华对军警死亡数字的研究结论是：军警总共死亡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个武警。吴仁华分别列出了他们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把打砸抢的恶浪推向社会，一群痞子恶棍也蠢蠢欲动，想借打人甚至杀人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后被开除党籍）不仅不制止还鼓励红卫兵，他的讲话使红卫兵及造反群众的打人、抄家运动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

2时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事故发生时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厂长维克托·茹柯汉诺夫。右侧站立者是受审时的茹柯汉诺夫，演员形似神也似。1986年8月苏联官方调查报告中认为茹柯汉诺夫渎职，而在此之前茹柯汉诺夫仅有煤电厂的工作与管理经验，想起牛群的相声，外行管理内行没有不出事的，但是外行当上厂长才是更大的问题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激情地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作出了最后的劝告，劝学生停止绝食：“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临去天安门之前，他口中喃喃自语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想的是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做好了“入地狱”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年青学生活下去实现“四化”，而不是进地狱。从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五月的言与行看，他绝不会传话，也不可能传话（实际上他已下台）给柴玲让学生坚持到“六四”天明。

赵紫阳指：“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

六七年1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通知：“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就这样，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情况下，春节国定假取消了，原有的传统习俗部没人敢坚持了，本来热热闹闹的过年氛围也没有了。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五十年前的1965年15人在北京饭店吃这样一桌菜要花多少钱？1967年9月“北京饭店把八一八斗批改联络站”在大字报中给出了答案。文中还说，里面最贵的是一列谭家菜的“烤鱼翅”，要150元。

我今年59岁。2002年内退（实际上就是下岗）的一名普通工人。本人亲身经历过58年（那时我刚上小学）直到文革结束的农村和工厂生活。我现在也对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深恶痛绝，也对安排我们岁数大的人内退不满。但我绝不赞成过去的那一套。那时除了苏联人帮助我...

加拿大医生罗明远不辞艰辛在中国行医25年，他的父亲为中国病患服务了50年，而白求恩在中国只工作了18个月。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判若云泥。原因是毛的一篇《纪念白求恩》把白求恩捧上天，洗过脑的愚民把他尊为神。 一个远离祖国的单身医生，有嫖娼之类的行为，可以理解，亦不算太恶劣。然而，宣扬他“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高尚”精神，把他塑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就值得商榷了。

这是六四期间第一起流血事件，学生称之为“420惨案”，官方称之为“冲击新华门事件”。这次事件，导致学生和朝廷的矛盾大大加深。

我妻子蒋兰桂，温柔贤惠，跟着我吃苦受罪，总没有怨言；我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两岁，一个个长得聪明伶俐，逗人喜爱。别人都说我们是地主分子破窑出好货。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么破窑，而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1967年刮杀人风时，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了性命。

徐勤先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对方答：“有。”徐勤先又问：““有没有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对方答：“没有。”徐勤先便道：“手续不全，这兵我不能带。”后他称病休息。周依冰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说：“徐勤先，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的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徐勤先被捕时只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千古罪人，或者是历史功臣！”六四事件结束后被判刑。目前无确切消息。

大约在民国十年，彭某因奸淫一仕绅之闺女，民情激愤，被告到官方，团长叶琪限令余舅父交人拿办。是余舅父怜其年轻，恐怕毁了他的前程，于是给了他一些银钱，嘱其逃走。走后当晚，彭某复重返余舅父处，并声言：「从小离家当兵吃粮，举目无亲，无处可以逃生，若要逃走，除非请连长代找一投奔处所。」是余舅父一时心软，乃为其改名德怀并写一信介绍给同学周盘将军（保定毕业，曾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及武冈分校教育长）处投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