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俞部长，亦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堂叔。1966年8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时年60岁。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北大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湾去。没有想到，此后她自己却在此处受到野蛮攻击凌辱又服毒自杀在这里。

“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造反派”在夺得权力后，在敛财渔色上往往更肆无忌惮，更穷凶极恶。

战争史研究WHS:1981年胡耀邦拍板，中南海开放丰泽园、菊香书屋、静谷、瀛台、流水音等景点供游客参观。南海里还可以划船。大约持续了七八年吧，之后就停止开放了。 朱韵和：你注意过离别时父母的表情么？与大多数人一样，摄影师Angelo Meren...

武《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1965年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称“中国人是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者”，说毛泽东“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并赌咒发誓说今后古巴领导人的年龄决不会超过六十岁（实际上他执政到85岁，比毛主席还多两年）。对中国将毛比为“红太阳”，卡斯特罗嘲笑说：“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太阳时间长了也会熄灭的！”；对于中美建交卡氏认为“是大背叛，是向美元投降”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说：“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在那个文化荒漠年代，八亿人民八台戏。这八台戏估计是全世界上座率最高的戏了，观众人数以亿人次计了。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是文革中1967年至1969年间逢会必呼的颂辞。有人说：搞明白“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的区别，中国的政治你就已通晓大半。 这里，说说“祝林副主...

第一个把9.18称为国耻并发誓雪耻的人是蒋介石；而1931年中共主要负责在各地起义反国民政府；9.18中日本关东军对付的是张学良，而张学良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后来教科书把此称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联合国为周恩来去世降半旗是例行公事；2）邓小平与菲律宾总统没有关于南海的对话；3）西点军校没有人学雷锋；4）飞夺泸定桥是虚构的；5）黄继光堵不住机枪眼；6）邱少云被火烧之前已被燃烧弹击中身亡；7）赖宁没有救火，围观时眼镜掉了迷路烧死的；8）雷锋的照片大多是事后摆拍的。

王容芬 写信批评毛泽东搞“文革”，获刑无期的大学生王容芬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请听“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一集：“文革”五十周年专访王容芬，话题是：当年毛泽东与当今毛新...

Funday：中共利用水军控制网络舆论教材 朱韵和：始建于1961年，长达155公里长的柏林墙是无数德国家庭心中永远的伤疤。在柏林墙屹立的28年间，共有138人因试图跨越它而遭到杀害。 独钓寒江雪：【谁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罪人？】1、民...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人们不敢谈论西路军，是因为它长期被视为张国焘路线，备受鞭挞。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的行动是张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与中央闹对立；说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了，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等。数十年来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当年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的政权手中。这个教训之惨痛，丝毫不逊色于西路军的失败本身。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我爸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

文革中成都武斗期间，出现了一小股被称为“野鸭子”的势力，很让人讨厌。“野鸭子”是成都“红卫兵野战部队”的俗称，都是一批中学生。他们以“野”著称，依仗手中有枪，胡作非为。我就亲身被“野鸭子”带进他们的黑牢房，受到过“野鸭子”的伤害。

1968年底，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到延安插队。在延安，至今还有好多知青们留下的后代。面对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敞开了心扉，但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老一辈对文革中的年轻人造反也挺兴奋的，“但……有一次回来，他（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想象21年前那一天的情景，一个只有21岁的年轻人，他内心知道自己完全是无辜的，因屈打成招，寄希望法院能够给他公正，但是最终却希望落空，不得不被执行死刑。他被押赴刑场，枪声响起之前，他心中是怎样的悲苦和绝望！法官们，政法委的官员们，人命关天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草菅人命！

邓小平也是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人之一。（网络图片） 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内容之“三面红旗”（以下统称为“大跃进”），其展现的运动激情和造成的重大危害已为各方所熟知，作为执政当局之中共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和责任亦愈益清楚。然而...

关露一九三二年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49年后，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最后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