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事件之前的中共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作公开检讨，下台走人。林彪事件却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说齐奥塞斯库对整个罗马尼亚进行专制统治，那么尼库就是对罗马尼亚体育界进行专制统治。在那里，他可以为所欲为。科马内奇能不能出国、能不能参赛、能不能继续运动生涯，「生杀大权」在他手里。为了让科马内奇尽快向他屈服，他还派人四处传播谣言，比如科马内奇要退役、得了厌食症、被催眠迷惑、想自杀，甚至还无所不用其极地污蔑她与亲弟弟乱伦。

溜溜达达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上最恐怖的一条路-科雷马公路(Колымскаятрасса)。 科雷马公路是俄罗斯的一条干线公路，它连接马加丹和雅库茨克，全长2032公里。 为什么说科雷马公路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公路呢?因为这条路还...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江青之间出现了一场争夺毛泽东遗稿的斗争，更显示毛泽东要传位给江青，一直强调自己才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的华国锋，他为什么要封锁毛泽东的遗稿呢?如果毛泽东真的指定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话，华国锋大可不必封存毛泽东的遗稿，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那些资料。然而，华国锋没有这样做，也不敢这么做。正是毛泽东的遗稿里有有利于江青的内容，华国锋才要汪东兴封锁所有毛泽东的遗稿，最终还通过一场宫廷式政变，逮捕了江青等人，以实现政权的转移。

为什么1954年发大水可以大批逃荒，甚至逃到哪里可以留到哪里?几年后的大饥荒却几乎没有人逃荒了，逃荒出来的也要被赶走?1954年的时候，人们还有自由迁徙权，土地还分在农民手中，因此可以逃荒，像千百年来中国人遇到灾荒一样，可以四处逃荒，可以逃到农村，也可以逃到城市。到三年大饥荒时，情况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时代没有身份证，但是有证明，也叫介绍信，生产大队这一级才可以出具。于是，数千万中国人就活活地困死、饿死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

文革中，有人揭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不轨搞女人等问题，林彪为之辩曰：“要注意政治大节，不要纠缠于生活小节。”因此，周恩来称邱会作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本博秦全耀年轻时曾在总后系统工作过十多年，听到邱会作的风流韵事特别多。但有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党中央的一致看法，这种维护通奸特权的理论不但官员说得出来，奇怪的是广大人民还能接受。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洗脑居然能把马洗成牛......老秦的一个在总后工作的街坊王大贞就因为贴了邱会作耍流氓的大字报，被隔离办学习班活活打杀。

自杀是天大的事，平常日子，家中如若有人想不开，家人发现苗头，都要百般劝说并严加防范的。但文革时期，家中有人想自杀却很容易引起共鸣，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不如大家一起死算了。这种高度一致的协议很容易就达成了，这也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啊！文革中有无数夫妻、家人一起赴死的例子。比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妻等等都是夫唱妻随，共赴黄泉路。顾圣婴心肠比闻捷狠，薛寿虎又比顾圣婴心肠狠，有没有人比薛寿虎的心肠还要狠？有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兴福。

很快苏联克格勃来了两个中将，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蒙古的苏联大使馆里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11月，又来取林彪胸部，看有没有钙化点。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1969年过年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划“右”之后，他继续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中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冯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这样一项，每当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发生了国际国内什么大事，冯就得去收集其监视对象的反应。

有一次，秘书张益民看见林彪把叶群打得很厉害扇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还不住地骂：“这个臭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叶群嘴巧，见林彪如此怒火冲天，便止住哭闹，给林彪跪下，反求林彪不要生气。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江青赶走!”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共产主义是天堂”，为什么干了一辈子，不在“天堂”享清福，反而前赴後继地往“罪恶的火坑”里跳呢！这简直就是自杀，“自绝於人民，自绝於党”啊！而且，还丧尽天良地把没有出生的孩子也带进“火坑”。既然你们不愿留在“社会主义祖国”，那就应该投奔以前的老大哥、朝鲜、古巴等地，这才是正路，这才符合你们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

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正好说明了邓小平的上当受骗。为了掩盖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上当受骗的事实，邓小平当年的圣旨被篡改了，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我赞成低坝方案”这最重要的七个字没有了。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姚蓬子在文章列举了自己脱党的三大理由：第一，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 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在客观上和事实上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第二，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基础之上的党，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影响，反 而使人谈虎色变、心生恐怖;第三，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

王力曾说：田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

我至今保存着一张1967年2月23日拍的照片，那天恰好是农历正月十五，青海高原上最冷的日子，从中午起便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照片上的我跪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院子里的沙石地上，五花大绑，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四周是扛着枪的“人民解放军”，可他们一个个都毫无精气...

“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现代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广西桂林人梁漱溟1987年在家中。（网络图片） 中国文人，包括我自己到了共产党手中都是软骨头，被整时哭哭啼啼求饶，现在自己想起来都难为情。不过共产党也确实厉害，连那个敢和蒋介石公然对骂的刘文典，到了共产党手里都服服帖帖，何况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