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周恩来一生，他委屈求全，力保中共的整体利益，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他拥戴毛泽东，为毛鞍前马后奔走。最典型的是，文革中毛要接见外宾，毛要坐的沙发，周要先坐过，认为稳妥才放心。如此尽心尽责护主，泯灭自我，对外又温文儒雅，谈笑风生，一派人中龙凤之风范，此人人格之多面，也算极之罕见。 究竟周恩来是以共产革命为重，放弃自我鞠躬尽瘁，还是担心毛的手段毒辣自己不得善终，那就只有周恩来自己才知道了。不管如何，现代中国有中共这个怪胎，周恩来居功不小。
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角色与作为，特别是在酝酿、发动和推展的阶段，并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相反，邓小平对此运动和政策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毛泽东在相关决策和实行上更借重邓小平的热情与才干。只是鉴于“大跃进”脱离实际、罔顾现实的企图和做法，带来的是混乱、倒退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为饥荒，邓小平与乌托邦的绮梦愈行愈远，从“三面红旗”的执旗者到逐渐地偃旗息鼓，甚至发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走起“右倾”的回头路。
邓小平也是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人之一。（网络图片） 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内容之“三面红旗”（以下统称为“大跃进”），其展现的运动激情和造成的重大危害已为各方所熟知，作为执政当局之中共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和责任亦愈益清楚。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