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也是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人之一。（网络图片）
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内容之“三面红旗”（以下统称为“大跃进”），其展现的运动激情和造成的重大危害已为各方所熟知，作为执政当局之中共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和责任亦愈益清楚。然而，当年个别参与者的角色和作为，则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与分析，特别是毛泽东以下那些参与“大跃进”相关决策并致身力行的中共要人。虽然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但若无他人的赞襄与鼎力相助，毛恐亦难有所作为。
综观“大跃进”前后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领导层，邓小平是占有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人物。因为他甚受毛的青睐，除特意予以栽培和历练外，毛更在中共“八大”时推荐其担任总书记一职，作为接班的主要人选之一。当毛执意发动“大跃进”时，为其欣赏并委以重任的邓小平，自不可能在此等狂潮中袖手旁观或置身事外。对于这段昏头发热的岁月以及其本人的责任，邓小平晚年并不回避，但他从未清楚交代过当年自己与闻、介入“大跃进”的确实情形。
检视中国大陆现有的文献，有关邓小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记述甚少、资料短缺。《邓小平文选》中关乎“大跃进”的内容微乎其微；《邓小平思想年谱》和《邓小平年谱》则“截头留尾”，只记载1975年以后邓的言行；邓小平之女邓榕（毛毛）为其父撰传，邓小平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十年总书记”生涯在书中徒留空白。在有限的相关文字记载里，则说法制式、口径统一。标准的“前、中、后”三段论述的大意是：对“大跃进”的出台，邓由于“本来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态度保留，被动响应；对“大跃进”的开展，邓采取“沉默”的方式进行“抵制”；对“大跃进”的整治，邓极力抢救、贡献卓越。邓在“大跃进”败象毕露后与其它领导人一起戮力将国家经济自崩溃的边缘面挽回，其功劳确实不可抹灭，此向为中共史家津津乐道；然而，在“大跃进”酝酿、发动和推行的时期，邓小平真的如官方史家所言，心不在焉、意态阑珊，草草应付了事？若是如此，邓小平又为何要自我承担错误？其间的矛盾不禁启人疑窦。
邓小平对“大跃进”究竟持何种态度和立场？在运动中担负的工作任务和角色性质为何？何以中共官方对邓小平此段历史讳莫如深？这是本文所欲解答的问题。有关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立场和行为的发展和演变，囿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只能作一概括性的整理和归纳。笔者的研究包含4个阶段：1957年末的反“反冒进”，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1959年前半年的“纠左”，以及1959年夏天以后的“冷却”。至于1960年以后邓小平出面“重头收拾旧山河”的部分，为各方所熟稔，故不赘述。
一、“大跃进”时期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和邓小平的地位
“大跃进”时期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乃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运转模式。鉴于毛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所累积的勋绩与威望、其它领导人对之怀有的崇信，以及毛具有的高超政治见识和纯青的斗争技巧，毛泽东的动向与决定一直是影响中国政治最关键的动力和最终的审判标准。当毛没有特定看法或定见时，其它领导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并从事游说；一旦毛清楚地阐明其立场后，其它领导人便难有置喙的余地，尽快跟进是明哲保身之唯一抉择。因此，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掌握、洞悉毛本人的意旨乃至关重要，及早而准确地表态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获得毛的赏赐和晋升。这就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集体领导”中其它成员与毛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回顾“大跃进”运动的整个过程，毛泽东作为“大跃进”的倡议、发起者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上，毛为了将此运动和政策提上政治议程所施加的压力，对于抱持迟疑态度的其它同僚是难以抵拒的，这在为“大跃进”鸣锣开道的反“反冒进”中表露无遗。毛自始至终是“大跃进”的爱护者与坚持者，运动中出现问题和偏差时，只有毛才能首先出手纠正、矫枉，无人胆敢越俎代庖；即便是进行整治，其它领导人也不敢超出运动是“正确”、“伟大”的界线，易言之，仅能在坚持“大跃进”的框架下进行修补。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残酷斗争可为明证。
在毛的身影的笼罩下，“大跃进”时期的邓小平根本没有回避的权利，只有表态的义务。并没有明显的资料显示，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发起曾抗命或抵制，抑或是在运动勃兴阶段曾因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而遭毛批评。纵使在运动难以为继的时期，一旦毛表明态度、亮出底线，亦无迹象佐证邓小平曾置之不理。总之，在以毛为层峰的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对毛若不马首是瞻就得弃职罢官，邓在“大跃进”中的选择显然不是后者。此外，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邓小平的器重和倚赖，亦反映其对邓的信任、放心以及两人之间对政策的一致性。
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构想与设计，固然有强国富民、甚而通往共产主义的思考，亦隐含国际竞赛的性质。中共从“以苏为鉴”转而走自己的道路，提出“超英赶美”，显然有后来居上、先于苏联进入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企图心。邓小平从1954年起主管中共党的对外工作，亲身参与上述与苏关系的变化历程，对这种强烈的对苏民族主义情绪自然有很深的体会，这成为邓小平积极投入“大跃进”的一种正面的刺激和推力。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资历虽不属最资深，但与毛泽东之间保有长期的良好关系，毛泽东长期以来皆视邓为“自己人”。毛在1952年将邓小平上调北京后迭次拔擢，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隔年“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俨然成为前途看好的政治新星。对于毛泽东的眷顾与重用，邓小平自铭记在心，亟思表现以不辜毛之厚望。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意图超脱常轨、一跃登阶的“大跃进”理念和做法，纵使未能一拍即合、全盘相通，但与其它中共领导人一样，邓出于对毛泽东崇高威望的敬仰和热爱以及为其主张展现的恢弘气势的振奋鼓舞，“宁可怀疑甚或否定自己曾经历过的实践经验，而相信毛泽东的正确，相信毛泽东比自己看得更深刻”。俟“大跃进”步入泥沼、甚至举步维艰之时，拯民于倒悬和维护领袖威信的考量，则使他们继续在毛的麾下兢兢业业地收拾残局。
二、从支持“反冒进”到倾向于“大跃进”：邓小平的转变（1957年春─1958年春）
1956年秋冬，中国大陆受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则因先前急促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小跃进”造成的后果，政治和经济领域皆出现波动。中共中央一方面调整经济计划，实行“反冒进”，另一方面着手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邓小平虽不负责“反冒进”的工作，但也批评了先前贪快、盲目上马的“小跃进”作法。然而，随着“整风运动”上升为“反右”，在批判“右派”声调日渐拉高的情况下，与“右派”若干主张和言论近似的“反冒进”政策在政治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1957年9月，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中指称，“反冒进”乃是替“右派”制造攻击党的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