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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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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角色与作为,特别是在酝酿、发动和推展的阶段,并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相反,邓小平对此运动和政策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毛泽东在相关决策和实行上更借重邓小平的热情与才干。只是鉴于“大跃进”脱离实际、罔顾现实的企图和做法,带来的是混乱、倒退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为饥荒,邓小平与乌托邦的绮梦愈行愈远,从“三面红旗”的执旗者到逐渐地偃旗息鼓,甚至发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走起“右倾”的回头路。

四、纠偏与“降温”:邓小平“纠而不泄”的立场(1958年冬-1959年夏)

从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半期的9个月,被中共史家视为“大跃进”高峰后的“纠左”时期。邓小平在此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时,由于急促推广“人民公社”,造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急于过渡到所谓的“共产主义”。经过第一次中共中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六中全会”的讨论,产生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今后“人民公社”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该决议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和其它领导人受毛泽东委托,研究相关草案和包括“商品是否应该存在”等理论问题,并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与书记处成员开展多次学习与讨论。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对“人民公社”的定位和优先任务做了说明:人民公社今天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内容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划清楚。在15、20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并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来制定目前阶段的方针政策,这样才会使我们既不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又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58年最后一季的“大炼钢铁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北戴河会议原定1959年钢产量再提升到2,700至3千万吨的指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了。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中,毛提出“钢3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的疑问时,邓小平立即响应表示“值得考虑”,支持并坚定毛泽东降低指标的想法。紧接在后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12月3日邓小平表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全党抓工业也只几个月,要形成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因此需要实事求是。该会最终将钢产目标调整为1,800到2千万吨。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3月28日,邓小平提出要降低1959年的钢铁指标,强调“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其意见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所接受,促成钢铁产量的指标进一步下调至1,800万吨(其中1,650万吨好钢)。值得一提的是,4月5日,毛针对各行其是、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这一谈话证实了“大跃进”以来邓小平就是此运动和政策之操盘手。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范围的饥馑和农业衰败,1959年5月1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强调:直接影响我国建设规模和七亿人口生活的真正东西是农业。要讲政治影响,究竟是工业完不成1,800万吨钢影响大,还是农业问题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影响大?我看,还是农业问题影响大。国内外反映多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

5月28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更表示,要“眼见四面、耳听八方”,不然盲目追求大炼钢铁高指标只会丧失民心:从北京、武昌、上海会议始终站在

1,800万吨钢中突不出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业方面来个解放思想,1,800万吨钢既然办不到,索性来个精神解放。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后来,中共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3千万吨下调到1,300万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又降至1,200万吨)。

邓小平在这段“纠左”时期的努力,主要是站在“纠而不泄”的立场,希望“大跃进”运动和政策持续而健康地发展。

五、“大跃进”的失败及其后之高层政治斗争(1959年夏之后)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批评了“大跃进”方针,毛泽东自觉颜面大损,于是“龙颜大怒”,把会议原定的“纠左”议程突转为“反右倾”,彭德怀等讲实话的高级干部则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会上纷纷表态批判彭等人。会后掀起了另一波“大跃进”,其结果是全国性范围经济失调,先前业已受创的经济和社会再度面临紧绷,农业崩溃,粮荒和饥馑进一步加剧。邓小平因为腿伤请假而未参加庐山会议,但也撰文影射、批判彭德怀,并高调地肯定、拥护“大跃进”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

当时,毛泽东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彭德怀等人所表现的意气用事,以及在国际上因苏联领导人睥睨轻视而产生的面子问题,实乃支撑庐山会议后第二回合“大跃进”的主要动力。事实上,历经先前全国上下的将士用命,“大跃进”本身已属强弩之末、欲振乏力,而运动和相关政策的危害与负面效应更一一浮现,使得邓小平和其它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应接不暇。

诸上种种的困难和限制,促使邓小平支持将国家经济进行全盘的治理、调整。“大跃进”运动之后,邓小平在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协同刘少奇成功召开旨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与周恩来陈云等一起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等方面,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离弃,特别是在此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分野和对立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层内部围绕“大跃进”运动和相关后果的歧见,在严峻的经济困难下暂时潜伏未发。等到形势暂时获得舒缓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浮出台面。先前毛泽东尚在考虑或仅视作应急办法的一些调整举措,重新遭毛认定为错误而予以批判。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赞成的“包产到户”以及他推动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为“单乾风”、“翻案风”。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邓小平虽只能检讨并撤回主张,但从中可反映出邓、毛二人之间已由“大跃进”前期的形影不离,发展到运动之后的殊异。

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角色与作为,特别是在酝酿、发动和推展的阶段,并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相反,邓小平对此运动和政策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毛泽东在相关决策和实行上更借重邓小平的热情与才干。只是鉴于“大跃进”脱离实际、罔顾现实的企图和做法,带来的是混乱、倒退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为饥荒,邓小平与乌托邦的绮梦愈行愈远,从“三面红旗”的执旗者到逐渐地偃旗息鼓,甚至发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走起“右倾”的回头路。

涉及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功过是非的敏感问题,惟有依邓对中共党史上诸多问题所主张的“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含糊带过。另外,基于“上有过,下必讳之”的政治文化和传统,褒而不贬、文过饰非、渲染失实亦不足为奇。结果,邓小平在“大跃进”时期的前半段历史,特别是从政策开始酝酿持续到运动呈现缓步迟滞这段期间,就变得益加模糊简约、甚而面目全非。一味地修饰邓在“大跃进”中曾有的极“左”经历,而偏重其在整治困难上之功劳的处理方式,只会徒然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观感,对于研究邓小平历史和还原“大跃进”真相,更是一种不必要的人为遗憾。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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