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当年湖北武汉大学是全国反右斗争的重灾区，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级学生为打击重点。这个年级共有三十三名同学，其中有十一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极右占了九人。吴开斌品学兼优是全校的尖子，有翘楚之称。他的同班同学傅治同在一首悼诗中写道：二十年中雨雪霏，...

铁流（图片来源：铁流提供）出于历史责任和个人遭遇，我在反右斗争5O周年的2007年跳了出来，立即成为中共重点的监控对象，4月24日纪念一结束，从海淀会场归家便有两辆不明来历的汽车跟随。我泰然处之，不视为什么大事，生活照旧过日子，但名声却出去了。北大荒856...

四季如春的昆明也逃脱不了大自然变暖的影响，六月初的气温也高达摄氏30度。可我去那三天，夜夜小两淅沥，又是初春气候。6月8日那天，我通过赵汉科邀请几位难友在昆明最好的一家西餐馆闲聊。特别提出，一定要请到卓秀群大姐，我曾说要给她祝贺90岁大寿。她应邀赴约，走路...

2007年6月15日，朋友们相聚翠湖茶座，张平中笑谈自己蒙冤受难的经历。他说：1957年整风时期，我在整风办公室当工作员，像我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异已分子，怎能进入那样的机构当差，说起来是场误会。整风期间吕逢全市长是宜宾市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动员各界人士...

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共产党以学校党组织的名义将数万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16、17岁的中学生，甚至12岁的小学生打成右派分子。那时的学校，就是不折不扣的审判庭和大监狱。校园审判庭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

1957年中共究竟错划了多少万右派份子？

清顺治年间

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中，体制内，不受敌视，却受歧视，不入五类，仍属另类，不受监视，也受内控，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政治生命第一，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压，历朝皆无，亘古鲜有：那讲“亲不亲，阶级分”的年月，逼亲人的亲情，要变敌情，不反目成仇，认亲为敌，便成反党同流。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磨难了。由此而夫妻龃龉、父子成仇，千古畸态，几成常态

民众驻足观看图片展。（林丹／大纪元）在中共所谓百年党庆之际，纽约华人举办各种活动揭露和声讨中共百年罪恶，让更多华人及各族裔的民众认清中共反人类的本质。6月27日至7月2日，基督徒公义联盟在法拉盛图书馆前举办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罪图片展，历数中共百年罪恶。6月...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他还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而有着如此普通愿望的老艺人却在中共的翻云覆雨中，走过了苦涩的一生。

1957年7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成都市总府街省府大礼堂召开上一千四百多人批判斗争我的大会，对我进行“极其隆重盛大”的“高规格”批判。第二天《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均有批判我的整板文章。《成都日报》上不仅有我头像，还奉送三个版面。未向我收取“广告费”，我也没有要稿酬，大家両免。在斗争会结束前，主持会议的负责人张烈夫先生，叫我上台表态“认罪”，。我强项扬头说：“我不是右派，历史将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

长夜漫漫农场不是真空地带，社会上的种种变化，都会通过多种渠道传递进来，什么大炼钢铁；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拆掉灶头，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不要钱；什么超英赶美，不消几年就可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什么赫鲁晓夫索债，闹三年自然灾害；什么庐山会议反右倾等等，其中有...

大田劳动是单调乏味的，一天8小时，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总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到了收获季节或冬天兴修水利，除了付出较平时增多好几倍的体力之外，不管是割麦、掰玉米棒，还是挖工挑泥，也还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种运动和姿势，这就愈益显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只有...

风雪海滨1958年1月31日下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收容劳动教养。我被一个法警押送到司前街拘留所。次日下午，那个押送我的法警也被打成右派，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跟我关在同一个号房内。拘留所的几间号房人满为患，拥挤不堪。除了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从1957年到1979年，江平与法律专业隔绝22年，这是他生平最苦闷的22年。“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50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30岁到50岁这20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是十年文革的序幕。反右扩大化使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极左思湖的阴霾笼罩着无声的中国。按照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当时党中央对1957年整风反右中划定右派的问题，曾作过非常明确的指示：可划可不划的，一...

我1948年出生在湖南洞庭湖滨，我的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在旧中国读完湖南大学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我跟随母亲和姨祖摸爬滚打长大。母亲命运多舛，儿时双亲离异，不久外祖母病逝。我外祖母的妹妹（我称姨祖），...

1976年，我刑满，从宜宾汉王山茶场送到四川省地方国营新华硫磺厂当就业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二犯人。这里地接云贵高原，硫磺厂位于仙峰山下，气候恶劣，浓雾障目，谷含阴霾，峰积寒雪。厂区硫磺气体环绕，恶臭难忍，十里不见树，五里不长草，山沟里的水都是黄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