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从那天起，我真是日坐愁城，寝食不安。毛的水肿越来越重，颈部、前额都有了明显的浮肿。张玉凤每天出去，即使在游泳池，也避不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她正在通过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将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这样熬过了十天。到二月一日下午，毛要找我到他那里去。毛稍微睁开了眼睛，说：“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可以治得好吗？”我说：“只要你肯治，当然有救，可以治得好。”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迟泽厚写道：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分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

十六日驻蒙古大使馆通知周恩来，经核对牙齿后，确定坠机死者之一为林彪。毛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跑得好嘛。”汪东兴则从内心表现出喜悦，说：“死的好，要不然还会有很大的麻烦。”确定林彪坠机后，周又说：“这样的下场很好，解决了大问题。”周恩来负责事后的调查逮捕行动。此时林彪密谋叛变一曝光，大家纷纷和林彪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周其实和林的关系也很“密切”。周这是在警告我，不能告诉毛，周向林报告了毛的健康情况。

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时是晚上十点多钟。这电话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又名林豆豆）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汪东兴立刻给周恩来打了紧急电话。周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

"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8万6千红军官兵，死亡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

中共建政后，民国时代资本家的财产，都被中共像“割韭菜”一样“共产”了。康心如苦心经营28年的美丰银行被迫关门，本不该由他赔偿的钱，中共以各种名义强迫他赔偿。最后，一代金融家、实业家，曾经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的康心如，沦为一钱不值的穷光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毛周林邓华陈永贵等评江青，角度不同，评价亦不同。评论，者自身的立场和局限性也体现在各自的评价中，请读者明辨

1965年，越共领导人黎笋和胡志明分别来到中国请求援助。毛对胡志明说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越南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时，毛马上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中共立即给越南送去200万毫升血浆，要知道，这是从大饥荒之后的幸存者身上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的。

1972年，来中国避难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希望去白马寺参观，为了不让其看到白马寺破损的样子，掩盖文革的野蛮和罪恶，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下令将北京故宫的贝叶经、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北京故宫慈宁宫康寿宫里的佛像罗汉等诸多文物运到了白马寺，并允许这些文物永久保存在白马寺。这也就是为何现今的白马寺多明清文物的原因。

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占全部716人的百分之一。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来说也是极高的比例。被判处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

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

毛、周之间的交锋，更是毛氏家天下与党内官僚集团党天下之争的序幕。周与刘、邓、陈等诸多党内大佬，联手逼退毛泽东的发难，迫使毛挥泪斩马谡，反手将高岗置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如果事关毛泽东的错误和丑闻，周恩来有着本能的反应——立刻扑上去遮丑。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块遮羞布。周恩来为了掩盖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鬼鬼祟祟，毁灭证据。他这个总理不是为平民百姓当差的，他只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历史不会原谅他的这种作为。

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为了保全自己，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还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品德的低下，是欠了陶铸账的。

周恩来（资料图）以前，我对周恩来持着一份尊敬。在我心目中，他是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面形象。那时候称他为周总理。更有人内心充满着对他的亲近感，连那个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总理。不幸的是，到美国之后，周总理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

千万不要上《修养》（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