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uron 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

林彪、江青曾竭力主张将邓小平开除出共产党。毛不同意林、江的意见，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是，毛又说邓右得很。由此可以看出，毛对于邓小平，是又打又拉，有褒有贬，使邓能为他所用。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不要在政治谈论中骂领导人。彭德怀骂了，他遭到惩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时任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与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讨论大跃进政策的后果时对骂。彭德怀想要告诉毛该政策已造成了严重灾难，毛的反应是为大跃进辩护。后来两人发生了口头冲突，彭德怀用了脏话。彭德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彭德怀这一骂的后果是他被贴上了“反党集团”头目的标签，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宪政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高层领导们在讲话中，很少会去阐述这个问题。国家应不应该实行宪政，实行宪政必须要有什么条件。早在民国时期，周恩来就已作过回答，还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1944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

周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报告。开始时毛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他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一些。他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电视和报纸发表毛和尼克松握手言欢的合影。不明真相的记者说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许多人认为毛胖了，更觉得那表示毛身体情况良好。知道毛生病、说话困难的美国媒体，则猜测毛是患了中风。但双方媒体都错了。毛患的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水肿，此时还没有完全消退。毛打了一次外交胜仗后，健康大为好转。在不间断的治疗下，到三月中旬，水肿完全消退。肺部感染痊愈，不再咳嗽。重病期间戒了烟，咳嗽和支气管炎未再复发。毛的精神高昂。

尚德延用吸痰器插入喉部，开动马达，将痰吸出，然后给毛戴上面罩，接上呼吸器。痰出来以后，毛睁开了眼睛，立即用手扯掉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他怎么样，毛说：“我像是睡了一觉。”他发现左肘的输液针，又要去扯。毛晕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一听到这消息，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周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已清醒过来。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从那天起，我真是日坐愁城，寝食不安。毛的水肿越来越重，颈部、前额都有了明显的浮肿。张玉凤每天出去，即使在游泳池，也避不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她正在通过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将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这样熬过了十天。到二月一日下午，毛要找我到他那里去。毛稍微睁开了眼睛，说：“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可以治得好吗？”我说：“只要你肯治，当然有救，可以治得好。”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迟泽厚写道：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分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

十六日驻蒙古大使馆通知周恩来，经核对牙齿后，确定坠机死者之一为林彪。毛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跑得好嘛。”汪东兴则从内心表现出喜悦，说：“死的好，要不然还会有很大的麻烦。”确定林彪坠机后，周又说：“这样的下场很好，解决了大问题。”周恩来负责事后的调查逮捕行动。此时林彪密谋叛变一曝光，大家纷纷和林彪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周其实和林的关系也很“密切”。周这是在警告我，不能告诉毛，周向林报告了毛的健康情况。

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时是晚上十点多钟。这电话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又名林豆豆）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汪东兴立刻给周恩来打了紧急电话。周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

"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8万6千红军官兵，死亡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

中共建政后，民国时代资本家的财产，都被中共像“割韭菜”一样“共产”了。康心如苦心经营28年的美丰银行被迫关门，本不该由他赔偿的钱，中共以各种名义强迫他赔偿。最后，一代金融家、实业家，曾经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的康心如，沦为一钱不值的穷光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毛周林邓华陈永贵等评江青，角度不同，评价亦不同。评论，者自身的立场和局限性也体现在各自的评价中，请读者明辨

1965年，越共领导人黎笋和胡志明分别来到中国请求援助。毛对胡志明说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越南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时，毛马上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中共立即给越南送去200万毫升血浆，要知道，这是从大饥荒之后的幸存者身上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的。

1972年，来中国避难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希望去白马寺参观，为了不让其看到白马寺破损的样子，掩盖文革的野蛮和罪恶，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下令将北京故宫的贝叶经、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北京故宫慈宁宫康寿宫里的佛像罗汉等诸多文物运到了白马寺，并允许这些文物永久保存在白马寺。这也就是为何现今的白马寺多明清文物的原因。

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占全部716人的百分之一。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来说也是极高的比例。被判处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