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说到徐景贤书记一伙坐实了几个大脑袋被抓的噩耗，听完王洪文副主席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准备当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的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然后呢？

中共前总理周恩来的伪善曾经欺骗了无数中国人。随着历史资料的公开，周恩来真面目正全面曝光。杨一帆近日在海外媒体刊发题为《毛曾向三女性称周恩来想做苏联傀儡》的文章中说：据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回忆录中称，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交底称，周恩来想做苏联的傀儡。此前...

上海造反派学生“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他们有先见之明，“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的自食其恶果。然而，“炮打张春桥”的意义在于：触及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不光彩历史；揭破了张春桥老婆历史上当过自首叛变的疮疤；暴露了张春桥拉一派打一派、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恶劣品质；晃动了张春桥进入中央最高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形成了相当一批怀疑“四人帮”、反对“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

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这让张春桥十分生气，不仅撤掉了他们的职务，还将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历史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后来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了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中被退回。

文革起源难定论？ 文革结束四十周年了，但是关于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也就是文革起源问题却至今莫衷一是。一九八一年，中共为维护毛这块牌坊，减轻毛的罪责，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避实就虚地解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徐景贤深为张春桥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遗憾，徐景贤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然而在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却对他亲手制造的累累血债进行了掩盖，甚至还对当时在上海掌权的经历仍然兴味无穷。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景贤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与他的上海帮同党们所制造的针对林昭、刘文辉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本文原来以“徐景贤是个好教师”为题。这里的“徐景贤”并非香港或 大陆某所大学的教授，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知名、上海皆听命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外号“徐老三”，即在上海权力系统中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二者绝大多数时间在北京直接为毛泽东和江青效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

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文革期间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了封信，文中写道“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毛泽东与林彪 （一） 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机毁人亡以后，毛泽东亲自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的亲信——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在浙江的亲信——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这次抓捕行动是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去北京接受命令，并由王洪文、肖永银副司令和我在...

徐景贤深为张春桥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遗憾，徐景贤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然而在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却对他亲手制造的累累血债进行了掩盖，甚至还对当时在上海掌权的经历仍然兴味无穷。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景贤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与他的上海帮同党们所制造的针对林昭、刘文辉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多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到李讷，内容包括她的学历、工作经历、婚姻情况等等，其中不少在叙述史实方面不准确。原中南海工作人员阎长贵、王广宇撰文《李讷在“文革”初期》指出，“我们作为她在文革初期的同事，对她有所了解，看到有关她的史实错讹，很是不忍和不快，如鲠...

徐景贤回忆：“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

四人帮倒台后，徐景贤在上海市委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武装政变的会议。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为了抵抗六十军，徐景贤、马天水等人给民兵增发了三万五千支半自动步枪，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 马...

文革期间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了封信，文中写道“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