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

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赴京履职仅仅半年，未经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连下达一份中央文件的简单程序都被忽略掉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在家庭宴会上说的一句话，就被蛮横地打倒了。 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多不胜数，“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都...

沿着巴黎公社的轨迹，后来发生了一些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波尔布特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岔道。权力更集中，更不受制约，还造成大量的血腥屠杀和灾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倒退。我们不能罔顾这些事实，还去留恋巴黎公社。

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1989年离我们并不远。28年前，我也曾是个大学生，我有幸活到了今天，成为社会精英，当年又是多少未来的精英走不到今天，他们惨死在坦克车无情的铁皮下，多少白发人在过去这28年来魂牵梦系他们的孩子──究竟都到哪去了？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

我不知道骆驼何时会被压垮，但我知道骆驼一定会垮。所以，我把自己当做一棵稻草，愤怒的压在骆驼身上。不要问骆驼怎么还没垮，因为你还没有压上，他还没有压上，更多的人还没有压上。一棵稻草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当无数的稻草云集，那就是天地的重量！

idzhang3：中国不是人，中国是个国。国是无血无肉的暴力机器。生养中国人的是有血有肉的上代女性，不是无血无肉的中国。说鸟笼不好不是骂鸟，说牛棚糟糕不是骂牛，说房子差劲不是骂居民，说中国不好不等于骂中国人。除了中国人，人人想得通这样的普世逻辑。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毛要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大权旁落；然而只有当毛对自己的绝对权力有极度的自信，他才敢于、也才能够发动文革。

圣人云：兵争天下，王者治国。手握兵马大权的习近平，面对江、曾的政变已是胜券在握，形势早就应该进入公开处理政变主犯的阶段；但能不能做到圣人说的王者治国呢？那就要看看共产党什么时候被抛弃掉才敢说这话了。在谈曾庆红的新政变计划之前，需要先说点历史才能说得更明白。...

"六七暴动"是中共建政六十七年来香港唯一由香港左派人士发起的暴动，而据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持有的"绝密"级文件披露，港澳工人代表在文革之前就要求"解放"香港，但中共考虑世界革命的需要，无意收回香港，要长期利用，甚至要迟于台湾"解放"。随...

在文革中，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绝非杜撰，而是文革时期发生在广西的实事。

一、广西文革的五大特点 广西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的重灾区，全区冤假错案近２３万件，据档案记录：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８９，７００多人，加上无名死者和所谓的“失踪者”，非正常死亡者实际上高达１２—１５万人之多，民间调查则...

放弃历史记忆，等于放弃当下的出路。朝鲜问题也是如此，必须彻底改变，不能心存幻想。 台湾《上报》发表评论《“一带一路”宁给外邦不予家奴的真相》，作者陈岳生指出，文革的研究基本上在中共国内无法正常进行，乃至于整风、肃反、反右等文革搭档，官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错...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

佛教、道教和儒教是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而藏传佛教和回教则在边疆地区流传甚广。中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和做人的准则都来源于这些文化，比如来自佛家的善恶有报、儒家的尊老爱幼等都深入民心。文革中对传统信仰的破除，导致人们无从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了。现在如果有人信神，在中国多半会被视为异类。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万人大会斗班禅，会中强迫他吃屎。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养猪，还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清真寺也有交购指标。

共产党在这50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久而久之，外在的恐惧幽灵内化为奴性的行为自觉。在这张大网中，传统的侠义消失了、古老的血性消失了、慷慨悲歌消失了、舍生取义更消失了。偌大一个民族，变成暴君和奴隶、奴才互动的两极，社会在这种互动与共谋中‘稳定’地一天天坠落……”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