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斯大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斯大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当博古告诉我有关紧急会议的情况时，他的语调和姿态，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毛第二天和我谈话时，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红军在长征的时候，由于是战败溃逃，一到哪里可以说就是土匪进村。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红军一进村，就分头跑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的找他们需要的东西，布匹、粮食、银圆、鸡鸭、牛羊猪无一幸免落入他们的口袋。由于前行的红军把村民的东西抢光，后面经过的红军实在没啥可抢的。于是，它们就把老百姓收割好、堆放在碾麦场的粮食就地取材，直接从堆上卸下来，用火烧了吃，弄的狼籍一片。

毛泽东反了一辈子"中庸之道"，最后却选择了中庸之道。毛泽东认定华国锋不会背叛自己，会继续高举自己的旗帜。他力图避免的，是在自己死后，党不分裂，军队不分裂，不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对自己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搞掘坟鞭尸。

几个小时之后，刘少奇他们走进杭州会场，才知道他们一路的猜测离题万里。毛泽东在此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实际上就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就连躲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负责起草《通知》的陈伯达、康生也匆匆赶到杭州参加会议。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突如其来的杭州会议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张黑色的请柬。

鲁迅强拆中国传统文明，又苦闷地不知路在何方。一个对中华文明只有破坏，没有丝毫建树的无良文人，却被残害中国大陆亿万人的大神，封为文化神明，国人却信以为真，顶礼膜拜60多年不质疑，咄咄怪事！ 强拆，无建树；杀人，不超渡。这是世上最大的两种恶人！

林则徐禁烟之目的是为了让整个中国的官员、百姓再不受烟毒之害，所以将查没的鸦片全部集中起来付之一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虎门销烟”。但当年延安的中共边区政权则不然，它在自己割据地区里“禁烟”的首要目的，是以吸食大烟违反边区法令的名义，把“违法”者的大烟收缴以后再由“政府”集中起来贩卖到国统区和日占区，供那里的中国军民购买后吸食。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万岁！”

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发明了“等额选举”，即在1名主席候选人中“选举”1个主席，在100名委员候选人中“选举”100个中央委员。到了后来，被普遍推广到党的基层组织。

欢迎光临【欺世大观】。这集接着抛给大伙一个共党劣质绣球。和上集红旗渠一样，还是一个“精神”。共党建政70年间又树了不少引号英雄，还是千挑万选为它献身的人。“事迹”仍然精心包装，以媒体、学校、出版物为载体，发散到中国各个角落。

12月中旬专案组的巫中果然又来了。巫中命令翦伯赞交代刘少奇罪行，翦伯赞依然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巫中暴跳如雷，凶狠吼叫近三个小时。巫中离去时，手指着翦伯赞，恶狠狠地撂下最后的警告：“你不交代清楚，只有死路一条。三天后我再来，绝不会放过你”。至此，这个红色鹰犬大概已明白，毛泽东的那个“给出路”的政策是虚的，背后操纵“刘少奇专案组”的，正是毛本人。12月19日夜晚，这位当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与夫人一同穿戴整齐后，吞下超量的安眠药。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藉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诺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孟爽，文工团孔雀公主，1966年9月晚演出归来摸黑开台灯时不小心碰碎毛主席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时被人发现。文工团设立专案小组对她暴力审讯42天，吊打、大头钉扎脚、烟头烫腿肚、挨饿、强奸、灌屎尿致其昏死，要她承认“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熬刑不过的她用一块垫床脚砖头砸裂脑袋而死。

对我而言，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是零。当然，毛泽东并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权力。他要的是人民对他忠诚、能够被他控制。而美国现在的极左做的就是相同的事情。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俄勒冈州州长签署了一份法案，取消阅读和数学熟练程度的要求。他们并不在乎美国是否具备竞争实力。他们和毛泽东一样，在乎的只有权力。

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

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

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