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泽东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毛继续说，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我不赞成“一代贼王”此一具有极右法西斯色彩的标签。叶先生当日在观塘一口气持枪行劫五家金铺，只是实践了马克思主义论述之无产阶级须以武力实现财产之合理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by force），是合理的起义。如果这就是“贼王”，请问一九二九年井冈山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做着同一样的事，抢掠土豪地主，取得革命经费，又是什么王？

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彻底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有五大原...

20年前我刚来美国不久，就听一位加州的华裔历史学副教授郑重其事地谈出自己的体会：来到海外接触了很多史书、档案史料之后，才觉得原来在中国大陆学到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党史，基本上都应该扔掉，完全从头学起!

近年来，毛泽东与中共向前苏联卖国的丑闻内幕不断被披露。苏联解密档案显示，中共从建立之初就是苏共的一个特务组织。中共不仅在篡政后主动放弃了外蒙古，为了投靠苏联还曾想将首都设在东北城市哈尔滨。2010年第13期《福建党史月刊》刊登作者王建柱的文章《毛泽东下决心...

我一生也干了两件事。一个是牺牲自己，为四万多中国人争取到了定居澳洲。不似中国人，胜似中国人！另一个是发起并成功抵制了澳洲颂毛音乐会。两件事都成功了！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1935年长征期间，就在红军主力合师一股这样的大好时刻，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所谓“另立中央”事件。因为这件事在中共党史上被铁口直断是张国焘的弥天大罪而且直接导致了他被批判整肃

毛泽东比列宁的叛国售奸更胜百倍！列宁还只是把俄国卖给德国一国；毛泽东不仅阴谋联日反蒋，还把国家出卖给苏共。他真正是双料的汉奸，只要能当上皇帝，什么都不在话下，卖国算什么。与日本的交易没有成功，二战一结束，他就又做起了苏共的内奸，把我大好河山和优秀儿女，任由斯大林和他的红军蹂躏。

白天时可以看到山麓躺着数百具尸体。常常在一次战斗后，阵地前有一百码看不到土地，满满都是中国人的尸体，然后你会想：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损失？不过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再来。他们一波波地攻上来，我们就一直射击，把他们挡在阵地之外。整个晚上我们一直在想，那些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们大批地阵亡，却还一直被命令冲上来。天亮后他们撤退时，我们看到战果。整片战场上都是死掉的中国人。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都在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

毛认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得更直白，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

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

黄赤波在任期间，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马后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后的1968年2月，他却被以对毛、江搞窃听的罪名关押进北京监狱，饱受折磨和摧残，导致在1975年出狱时，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去。

1947年11月4日到1948年10月19日之间，中华民国国军与中共军队内战正炽，当时共军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林彪为了夺取长春，截断敌人退路，决定采取封城战略，不让粮与柴进入，也不让居民出城，增加国军的粮食压力和心理压力。此战略获得毛泽东等人同意。杜斌在书中根据人口资料变化，以三种算法推估这场350天围困的死亡人数，得出结论在37万到46万人之间。

惠宪钧讲：“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泽东合影（图源：《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

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派刘派互揭疮疤，周派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事件”打刘，其时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个当事人张闻天，联名要求周恩来复查档案，周未答复。原件呈毛，毛批确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周恩来下令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后，“刘少奇项目组”(专案组——转注)、“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项目组”，两个项目组的组长皆为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提刘压周”是1936年，文革开始于1966年，周恩来总算等了30年报了仇，其实周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