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行需要“打退”，在反右运动中当作典型材料（包括时至今日各种官方著作罗列以证明反右“完全必要”）的右派言论（其中添油加醋、夸大歪曲以激起群众义愤的成分自不必说）不是在5月15日以前“放”出来的，而是在之后“放”出来的。

12月7日清晨，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罗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可是他在打开硝酸甘油片药瓶时没有拿住，瓶子落在地上。他就这样死去。直到上午8时，护士王小姐按时上门给他注射胰岛素，这才发现他已经去世。赵君迈说，罗隆基的突然去世，曾使章伯钧一连几天双眉紧皱，长时间地呆坐。他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却沉默不语。

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成了其划为右派之首的罪状和定性材料。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的所有职务被撤销。文革爆发后，章伯钧被抄家批斗。肉体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抑郁，彻底摧垮了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他因胃癌病逝。其次女章诒和在回忆父亲时写道：“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而受父亲牵连，章诒和在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

文革爆发后，周谷城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关进“牛棚”。对于周谷城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的学生吴欢章曾写道：“‘文革’初起时，周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次他被批斗后，走出校门才被允许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里拎着牌子，挤上校门口的有轨电车……。”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作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着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抢走的外，其余的被康生下令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曾收到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其中有康生、陈伯达、林彪、曹轶欧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

不查不知道，一查历史，像罗隆基、张国焘这些人，原来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两人因带头闹事，都被警方抓过，不过当时的军阀都还宽容，学生一抗议，很快又把两人放了。那时候的学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动不动就驱逐校长。张煜全、金邦正、罗忠诒都是被赶跑的清华校长，张、金二位，好歹还进了校门，在...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最初罗隆基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差异，只以为同为右派，待遇理当一视同仁。直到有天参加民盟学习会，散会后，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发现走出门外的章伯钧，居然有小车来接，是一辆美国的老“别克”，顿时百感交集，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眼睁睁看着章伯钧上了轿车，驶出视线，才挪动脚步，慢慢拐出了胡同。一回家，他就立刻打电话给章伯钧，气呼呼地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大右派向达，自然在劫难逃。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向达躺在床上对夫人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夫人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达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向达去世不久，他留给夫人的书，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书极为珍贵，不乏善本。

据说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对着张爱玲的照片拜一拜，称她为“跑路天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的张爱玲颇受当局礼遇，曾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穿着旗袍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被安排下乡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但是，先知先觉的她于1952年7月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随后迁居美国。与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陆的作家苏青、关露、周瘦鹃等人，大多没有躲过残酷的政治迫害。

那位赫赫有名的浦熙修，都立为楷模了，居然也未能爬出右派的泥淖，竟也被划了右。对此，受伤深重的罗隆基激愤万分：“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浦熙修出卖了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还是划了右，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