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的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1957年6月2日，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学生贴出了一份《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直呼毛泽东为皇帝，“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毛为此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号召中国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毛甚至还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并允许罢工、罢课。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标榜思想独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有不少人丧失了独立风骨，如沈钧儒，甘于臣服在毛泽东和中共的脚下，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天真地相信毛泽东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他们的厄运自此开始。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章伯钧是毛泽东点名的大右派，储安平是他聘请的《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发表了有名的‘党天下’言论，那个言论章伯钧是同意的。当时章伯钧就把储安平抛出来，而且发表文章和主持对储安平的批判会。他以为把储安平抛出来毛泽东会放过他，结果毛泽东根本没有放过他。你说笑话不笑话，章伯钧明摆着成为最大的右派了，竟然还希望通过揭发、批判储安平来逃脱毛泽东的整肃。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显然，这表明他已后悔当初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离开大陆，后悔追随了中共这个背信弃义的党。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为何中共不给章伯钧平反呢？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章怡和，传达了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xx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错算到章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对章先生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xxx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共产党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话。”一句话就判了章伯钧死刑。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因为与毛的关系，周谷城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然而，与许多家庭一样，周谷城的家人亦受到牵连，大女儿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个女儿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亲去世时，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纱。

周恩来时召见他时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当即表示不同意，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有个文工团员，反右时支部分到两个右派名额，讨论到深夜没结果，这姑娘去了趟厕所，回来得知自己是右派了。还有个老教授，组织上谈话，“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现在右派少一个，您解决一下？”教授答应了，扔到山里劳教了20年。

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