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于1945年，成员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家和经济界的中高层人士为主，他们大多都倾向于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亲密合作。早期成员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
民建创始人章乃器被酷刑折磨
与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大知识分子章士钊同宗的章乃器，是经济学家，也是民建创始人之一，曾为中共统战立下功劳。中共建政后，章先是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并参加政协，继续担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其后出任粮食部部长。他还与李维汉等共同负责创建了全国工商联，任副主任委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中共的经济学家，却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被中共划为四大右派，毛更是将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划为右派的老祖宗。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新闻日报》刊发《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章乃器被彻底打倒，被经常性的批斗。
1962年，由于章乃器上书政协要求平反，被认为是“翻案”行为，民建将其开除。文革爆发后，章乃器惨遭酷刑折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财产。在其儿子、当代学者章立凡所写的《长夜孤灯录》中，记录了其悲惨的遭遇。
书中写道，在红卫兵抄家后，章乃器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没过多久，1966年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章乃器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章乃器被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原因是周恩来在收到章乃器写的求救纸条后，下令救治的。
章乃器从医院被送回家后，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章的第五任妻子王者香，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其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1967年章乃器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这段惨无人道的日子：“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上述文字让人不寒而栗。
另外，作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着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抢走的外，其余的被康生下令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曾收到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其中有康生、陈伯达、林彪、曹轶欧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但所列清单，都不是章乃器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熬过这段惨无人道日子的章乃器1975年在邓小平的帮助下，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不久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离世。而他的妻子王者香则死于1966年红卫兵的毒打中。
有着如此惨痛经历的章乃器，带给人们的是怎样的启示呢？章乃器是否后悔当年听信了周恩来和中共的蛊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