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往事并不如烟》问世，洛阳纸贵。一串历史人物卷着故事背景再次悲欢亮相，社会间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舆论波澜。而对知识分子而言，则更具冲击力。不过，这大概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阅读好奇，他们或许难以想象，这真属于并非久远的“当代史”么？对曾经现场的勾连，对命运碎片的组接，对神圣卑微的还原等等，都感觉处在难以抑制的跌宕情绪中完成。但我深信，这饱满情感与人性的投入背后，还有理性对一切粗糙的用力过滤。
当闻此书被禁，我便深为惊讶，担忧错乱时代的再次轮回。某些往事所以难逝，那是它们给家庭、给社会、给时代的创伤太深。况且，众多剐在个人心头不易愈合的伤口，一遇某些情景氛围便会产生共振、诱发疼痛。人生也最怕对悲剧的遗忘或无视，尤其是那种不可理喻的社会灾变、超出想象的生存苦难。即使是阅读，也往往能构成一种主观的深刻经历。这些，搁在敏感人心里，间接地回眸体验，也足以复原清晰的历史情节，再遇一场风刀霜剑。
而独特的章诒和，可谓中国背景的独特造就。尽管她个人认为，自己的写作既不属于正经的历史也不属于正经的文学，但其字字句句，却把一个民族文化最缺失的精髓骨血，深深地灌入了这个容易忘记或试图忘却的社会脑洞里。在这里，突出的思考能力与文学才华，或许都不重要了。听一句章先生的告白：“当为那些历史严寒中瑟缩的生命留下一口热气，从已然消失且一去不返的诗意里，找到一丝甜蜜，讲出以往掩藏很深的痛苦，把它交给未来。”
这样的“未来”时刻，我想一定是可供人们轻松惬意，而绝非依旧是心间堵着忧患、口里含着倾诉、满面携着愁容的旧现场；也一定是人们弄清了以往的所谓“右派”、“分子”及“运动”的来龙去脉、真实可靠的大白天下。否则，即便是那“一丝甜蜜”也绝无可能。人类的进步，是维系在自身脚下的每一尺寸。这一点，自己花了好多好大的劲，才渐渐地明白过来。所以，也小心于宏大叙事，警惕于名人权威，注重于各类细节存在的真实与品质。
优雅的灵魂质地与特立独行的个性，或者说，一个在形同炼狱中存活下来的作家，使她获得了另一部分人的高度敬重。所以是“一部分人”，已觉相当可观了。我以为，能真正读懂她书中人物、领会那段变态失神的家国一体，并参与这一个体进入思考与渴望的人，绝不会是大多数。迄今为止，能意识到这个国家精神创伤或生命残缺的，大概数字寥寥。当你浏览时事，可谓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多少人还惦记那红色的海洋，喜剧与悲剧分辨不清。
章先生如是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如此感受，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无疑都在接近人生与社会体验的极致。其令人刻骨铭心的感受在于：撞上铜墙铁壁的一粒鸡蛋，它又能改观什么？
如此时代的大小“鸡蛋”，也属于人类历史的必然产物。只不过，出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不一，形成的状态与规模也有区别。而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这样容易遭遇坚硬的脆弱“鸡蛋”可谓满地滚动、甚至碎声惊天。而作为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工党的中央主席，章伯均老先生成其中典型之一。这位早年加入中共、参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并最后参与筹备新中国政协的学者政治家，却转眼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只“替罪的羔羊”。
碍于见识，我自己也只能是扒着社会某一道门缝，吃力而隐约地穿见新旧演绎的一角。章先生之前给我的印象有些神秘，首先是她出身名门。而此“名门”，曾是那样地充满骄傲与风光，却忽然一次难以理喻的动荡，又被覆盖在一场狂风暴雨下，几近苟延残喘。信念与政治，正确与错误，放弃与占有，荣耀与荒诞，将一个家庭高高举起，再重重摔下；它还关联着一整群神形高端、倍受尊敬、名副其实的理想主义者。一瞬间，他们都已风吹云散。
纽约朋友发来一段美政观察：“政治人物身居高位，很容易把权力当作能力，把附和当作赞同，把吹捧当作民意。而知识分子以文字为业，往往自以为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很容易把知识当作智慧，把观念当作现实，把偏见当作真理。”对此我亦有所感悟：作为当时的至高无上者，似乎也有如此难以克服的威权局限；而作为留德哲学博士，章伯均最终却很清醒：当年重庆发出的庄严宣告，是要集优势资源，共同建立一个民主共治、自由文明的政体。
期盼峰回路转，可文明的翻车，让社会重复震荡，泛起了千年未尽的沉渣。它被激荡演变成一道道充满诱惑的光艳图景；那携带着青春的无比张扬的暴力，使一些曾一直以追逐进步为己任并冒险奋斗、亦幸运存活的各路精英雄杰们瞬间哑口无言。还有，那些因形形色色、青红皂白而遭波及的无辜与无数，至今已无从清点。所谓“猖狂进攻”、“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集团”、“牛鬼蛇神”等等的子虚乌有，人们却为此汹涌的污浊而窒息得叫苦不迭！
权力，当它的运作机制不能在阳光下被直面，阴谋便自然滋生。而“阴谋”所以又能以“阳谋”显世，正是权谋之力已可随心所欲。中国古代，这样的事故比比皆是，概缘于某种秦文化基因被不断深固与传承。即使在现代社会，权力一旦失去明确的正义，则让人望不见文明的烟火。法国大革命的失控，斯大林时期的失德，文革中的大量失序，凡此种种而产生的变形怪异，使一个个原本完全可以自由独立的人，一次次萎缩在忧郁、困惑与仓惶之间。
而对章先生，我也自有好奇。她何以在满怀对父亲章伯均的记忆中超凡脱俗，且活下来成为某类“贵族”的继承者？她这样感叹脑中的旧幕：“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
这样的情形令我联想到一种画面：一颗饱满的洋葱落入粗大有力的手！它包裹的身体被层层地剥离、无力自卫，直到气殆怒尽、形消神散！类似的人生经历并不属于大多数人，而如此这般极端的遭遇，却也只能产生在极端的环境之中。坏制度会让一个社会失德，好制度也有益人人修身。这个人类，永远是极少数人在品尝着命运最优或最劣的滋味，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境遇。而绝大多数，似乎都活在主动或被动的不同平庸中，其感观模糊，嗅觉淡淡。
游街示众，轮番批斗，劳动改造。这是人类政治生活史的新类型。这场冲突，实质上也是一场内战，只是抗力之间悬殊巨大。一方几份文书、几阵口号，就让另一方迅速瓦解、成为俘虏。许多被征服者竟然根本不知，自己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或被专政的敌人？拼命申辩，都已无任何的实际意义。那些被赋予使命的人，手里还握着“右派”的分配指标，看谁不顺眼就给摊上一个。而这个人，或这一家，就瞬息失去了自在，折磨随身。
那岁月，从喧闹的北京城，到寂寞的夹边沟，数十万人流，大大小小的右派们承受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常识、知识、见识，理想、坦诚、热情，稍不小心，这些人之可贵便成“失足”的元素。一束千古遗憾，悬挂日月之间，少人理睬。数十年后，他们的无辜才被确认于世，冤情亦被平反昭雪。这等严酷的玩笑，或是难逃的宿命，终在中华大地徐徐落下帷幕。而人类一切的错误，都拜人类自身所赐。假如没有反思、忏悔，一切也将会卷土中来。
本受“头号大右派”的父亲牵连，竟因日记一句话，转眼间又加罪“现行反革命”！这对一位26岁的弱女子，要以何等坚强的心脏，来抵挡一股黑云压城，扛住重袭而免于崩溃？“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这样的体验，对出身名门望族、又曾是“朝中重臣”之女的章诒和，该是何等地不可思议！
所以，出狱后，章先生开始一边思考瞬息万变的世间，追踪历史文化的逻辑，找回父辈曾有的尊严，造就自己生存的品质。或许，失去了最为珍贵的亲情，个人剩下的，只是一片相伴终身的记忆，一种不能宽心的世道，以及一个可以背靠却难以安魂的家园。被自己拽住的斑驳历史，成为持续人生的最好导师。好在，一场剧烈的暴雪已过，虽狼藉尚存，不时还心有余悸。但当一个人学会了包容一个时代，却能使悠悠往事成全这个人间的一道暮鼓晨钟。
《往事并不如烟》，港版书名叫《最后的贵族》。这也如实地体现了书中主角章伯均、罗隆基、史良、储安平、张伯驹、聂绀弩、康同璧等一批具有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在那场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中的集体冷却。他们并非十二月党人，也不是竹林七贤。然而，他们的确是欲奔向光明的同路人，也是中国最后一群自我牺牲的文化贵族。其代表人物章伯均、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他坚持信仰，拒绝以一己的荣华富贵挡住一条可能的文明通道。
三人影（中为章诒和先生、左为张千帆教授）
这个春天的最后几天里，我与章先生约了见面。不知为何那么巧，她发来微信说：“北京连续三天大风。咱们等风头过去吧！”我以为是时事发生了异动，却一阵虚惊，原来只是风起自然。4月28日，先生约在了南新仓的大董烤鸭店会面。她选定的理由是：环境好，菜品佳，店长还熟！我领教过大董的美味，但说不出更贴切生津的一二三来。不像先生，早该是个美食家，凭着1950年代父亲月薪500大洋的优厚待遇，那对生活的考究何以怀疑？
章先生坚持作东请客，而客即张千帆与我。千帆是我们共同的好友，但他称呼她为“愚姐”，可见交往已有年头，相处起来更显亲切无拘。记得最早是一位法学家先生请客，我同章先生见了第一面，之后是荣剑博士和千帆等作东，我们又见了数次。今章先生说，她的圈子其实不大，能邀请坐下来吃饭说话的人，也一定是自己感觉不错的朋友。而在此环境优雅、菜品精贵的大董聚餐，是一桩很开心的事情。此话暖心。起码一路走来，我过了她的法眼。
千帆是宪法学家、北大教授，我们已深交多年。在朋友们眼里，他是个成就斐然且非常正直、纯粹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自美国大选，作为持“反川”态度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发表了多篇分析述评。对我而言，以自身观察的局限性，难以对美国内政问题展开品头论足。虽有局部观察，也未必能与千帆完全一致。在对民主党与美国的左翼思潮的关系上，某种疑虑是一时难消。当然，这绝不影响我们早已形成的某种大共识，动摇彼此间的深情厚谊。
顺便捎一句，中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美国内政，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其一举一动、兴衰是否，都事关全人类的未来命运。而中国利益也切身其中，关系非常具体，改革开放便是中美“联欢”之结果。但自由派们却因川普及大选的是非曲直，终成一时分裂态势。挤去“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泡沫”，他们要做争执的现实目的其实也简单：美国是否还是民主灯塔？而此类社会宪政文明问题，也曾是章伯均们早年所关注的。
正因此，才有了毛泽东主席对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回答专制皇权恶性循环“圆周率”问题：“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这个硬气的表态背景则是看到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只是，自那场“反右”运动起，中国政治中的权力游戏不断地突破界限，直至文革灾变。而所谓起来负责的“人人”，也蜕变成一群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
社会缺失现代性，任何“革命”都充满风险。那些年，将折腾有限文明遗产的粗暴行动，上上下下都当成是一场为文化的革命。“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这是思想家李慎之的发现。他曾提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即重新启蒙；也曾因变革思想与坦率言论而被钦定为“大右派”。巧，章先生也正因看过我那篇纪念慎之先生的文章《在自由与独立中改变》，才开始与我建立了微信联系。
还是文化土壤问题？半个多世纪的与事接触，与书默对，与史纠缠，其中也不乏受教于高人、折服于经典。说实在，绞尽了脑汁，怀疑的还是族群精神的历史性局限，如经济学揭示的“劣币驱逐良币”之现象。而此等周而复始的社会“逆淘汰”痼疾，也让有限的个人觉醒无以维系。即使遭遇环境恶化、剧痛发作并累及全身，只被归于并非必然的意外或疏忽。“反右”可以“错划”和“扩大”，“文革”则更可以随意，这都是文化地质的被污染后果。
章先生是聚会的主角。其经历和年长，都为我们所敬重。倒是小她十多岁的千帆，也拥有和她一样的满头白雪，而我竟然一头黑发，显得有些天真可笑。章先生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同高行健、莫言、阎连科等几个中国作家间的相关故事，对是否获奖的若干是非细节，先生颇生感慨。而她自己也曾获得诺奖提名，个中滋味该不亚于对大董烤鸭的咀嚼。当她提到北岛与诺奖的失之交臂，千帆也笑着说起“红领巾”，我敬重诗人对诗的坚持和他的时代。
本想借此机会，询问一些章家往事。但章先生似乎心不系此。在三个多小时用餐间，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其他：撰写赵丹，艺术家如何震惊于自己的被捕一刻；储安平、聂绀弩、梅兰芳等人奇特不同的轶事。还有，与她友情甚笃的台湾作家白先勇。章先生夸奖他对人性的洞察力、对文学及其艺术的敏锐性。对两岸文化裂痕白也着力“修补”。而对其父白崇禧，他也没去掩饰其反共重于抗日的态度。对这样热情、诚实的文化人，似乎没理由不去尊重。
章先生心目中储存的形象，足以构筑一部鲜明活跃的民国人物史。当然，我指的是个尚未统一且又宽乱的时代。那时候，艺人、报人、文人、学者，无论作为何等角色，似乎都以己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没太多的个人权力或社会政争的心思与羁绊，更多人属于该干嘛干嘛的民间形态。即便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章伯均，基本上也能顺着个人的意识与意志，来推断一个国家的是非与命运，自由自在地倾向、选择并参与某种政党与政治。
章先生内心所尊崇的，我未必全能理会，但偶尔还是能感受一股从骨子里透出的高贵。高端起点的人生，跌入深渊低谷，重新回归平淡，形成了一种宠辱不惊、从容淡定与坦然自信。从她几部著作中，我发现了对个人、对事件、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尊重。而生命在其文本所凸显的主体性，使一种文史审美抵达了同哲学相融的甄别、反思高度。它并不回避人类陷入黑暗、丑陋、荒诞中的矛盾与挣扎，具有一种揭示畸形与苦难，展现复杂人性的真实力量。
在我第一回接触章先生时，感觉她有点未予认可的“选择性生硬”。这其中有对陌生人的警惕或审视？而我对此除了敏感意识，却又十分理解。实际上，任何时候的社会生活都存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而如今，我觉得这种划分更加细致，甚至也更加苛刻了。只是，我还来不及从根本上去剖析其内外在原因。明显的感觉，是人与人之间越发的不可信任而难以亲近，或这个环境已新增变异、污染过甚，各种权力与金钱的腐败造就了媚俗极致？
章先生的社会人际交往是极其讲究的。尽管也不排除包括像我这样的平凡之辈，但她绝不会将庸俗之人抬到自己的生活台面，更不可能被拖入莫名的黑暗与狼共舞。作为教养得体、心智高贵的知识分子，她的冷静、矜持，她的大气、随和，甚至她的偶有的哈哈大笑欣喜若狂，都难以丢失背后一种无名力量的支撑。在这一弥漫着以假乱真、是非含混而指鹿为马又足够辽阔的生存空间里，惟有日久弥坚的卓越意志，才能捍卫谓之自由且独立的人的灵魂。
席间，我们也聊到了身边一些彼此都熟悉的人，当然也都是知识圈内的。从交朋友的质量，聊到了做人的度量，进而讲到文章千古事，这是一定的。这一次，先生还谈到了其友何方。这位早期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的秘书，以他的历史角色与亲历见识，可以顺带出不同的视界。何先生亦为党内知名改革派。2019年2月，在他去世告别式上，我献了“认党认国认民泾渭分明，与事与理与情爱憎随心”的挽词。何夫人宋以敏女士随后还寄来两本先生遗著。
章先生也顺带聊及我的写作方向。她拿已逝好友、诗人邵燕祥尤其鲁迅的例子提醒我：文学可以流传于世，而时政评论只能稍纵即逝。作为散文大家，同时也是一位年长者的关心，她大概感觉我的论文也可以换成杂文，而融入文学性或可流传一些时间，希望我有所自觉与用心。的确，在面对历史长河，追求某种存在的永恒当然是令人神往的事。只是，我却自觉未能如此幸运。除了天赋不行，心胸眼界也极局限。若在驱散迷雾间也能昙花一现便可知足。
她还说了这么一句：没大度量，也写不出好文章。此言甚是点穴。所谓“度量”，大概不仅是能为他人拿出一笔钱来阔绰潇洒一番，也不仅仅因某事某情为几个好友两肋插刀。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文化的气度、文明的气性，正义的责任、慷慨地付出，而非小肚鸡肠、蝇营狗苟，更非虚伪奸诈、以善行恶。具体到写作，当是一种文如其人的真实坦承。而那些能写出安抚悲伤、动人心魄或气壮山河之文字的，大多皆属于明了是非、胸怀大度与悲悯天下者。
在我周边有一批谓为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熟人、朋友，但多难以严格地称“伟”称“大”。虽有不浅学问、不小名气却一面傲慢不逊、有己无人的势利者，却也不乏令人可敬可佩的贤良君子。有很强的专业学问，而无真切的人性温度，实在扯不上高山流水；有过苦楚经历，却无悲怜之心的，亦不能因其能书善辩而列入尊贵之列。但十分有幸，我的朋友间又确有学识与人格皆属光芒放射之人；其存在，让我看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这是道。
“即使明天就是死，今天也要把心叫醒，将魂找回。”毫无疑义，章诒和所处的，依然是一种冲突的存在。一股炽烈的亲情，连同对社会的期许，使她永远在新旧之间独享一份与众不同的“重拾”生涯。每每遇见，她那白成金黄的头发，都令我联想到那场肆虐弥漫大地的风雪，残痕还覆盖着内在起伏的山河。那颗飘零心，似乎也处于将安未安之际。而生命越是清醒，心灵越有期待，可触的现实或越是迷惘。倘若张眼即夜，对光明的想象便止于从前。
我看重章先生的“涅槃”之旅。在整理一段匪夷所思的党派史与国民史，为当代人烙下一道完美与破碎的精神交织影象，她也是惟一。某些感觉她含有“戾气”的人，大概不知人在面对无比的无情且无耻时的悲愤，不能体味高压之下生死之间的大幅喘息。而这，又何尝只是一个人的呼吸所能构成的文学气象？对文学或艺术来说，哪怕只是针对单个人的悲欢造型，都是对整个现实人生及社会的浓缩提炼；而对历史的谬误，憎恶与唾弃，自然弥足珍贵。
可能，知识分子不能解决什么，但却可以提出什么；作家不能改变什么，却可以表达什么。这大约是造物主对人生存的一种自由的恩赐。故此，东西方不同的地域，出现了不同的知识分子与写作者。其出于对世俗凡间的感知，对人性善恶的判别，对人类幸福的指望，往往以时而刚毅时而脆弱的一己之力，来体现和维系个人与此血肉世界的关系。尽管未必都完美，或还有天生缺陷。在这里，杨绛、资中筠、章诒和几位女先生们，显然很值得人们尊敬。
几个人，优雅之境，美食相伴，加上凄美的往日人事，在一个知情人的口中真切地忽隐忽现。尽管时间和话题很有限，但这一段美的时光，使某种感觉有了明亮一些的深广度。况且，章先生这部跨越与承载多个时空变幻的“活页辞典”，相信还有机会贴近地翻阅。只是，面对这样一类长者，心里却能萌生出一层忐忑：但凡接受了一次推心置腹，自己就明摆着要处于“危如累卵”的状态：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可造成对某种信任的伤害——那定是罪过！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南新仓多有旧朝粮仓，石磊泥缝，并无楼台亭榭。而今三人，也更无可资惜别的缘由。但我面对席散人去、弦止音消的瞬间，还是不免顿生怀古幽情。数千年来，华夏之人或身陷天灾战乱，或抵抗人为压迫；或生离死别、冬去春来。而求索美好终归也是前赴后继、没完没了。我没能见着“盛唐”模样，却记住几首李白的诗。眼下，我也无法以诗抒怀，只能如此涂鸦上几笔，试着与章先生有关。
2021.5.15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