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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才子 时代的牺牲品

—悼亡三则

这三人都是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曾是“伟人”誉为的“早晨八点钟的太阳”,可他们都因“右派”沉冤,英年早逝,有的投河,有的服毒,唉,总算保留了一具完尸……

一、郑光弟:193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后居上海,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本是复员军人,高中毕业后未直接上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文化教员),1957年被北京大学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他先在织布车间装梭,后来到准备车间浆纱。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感到很痛苦,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一说来安慰自己。60年代初他准备乘火车先去广州,再设法偷渡到香港。为此还专门借了星图,学习观星座、以便在大海上辨认方向。但刚到北京站,还没有上火车,就被抓了回来,送去劳动教养。结束教养后,投什刹海自杀(他水性很好,所以投什刹海之前在身上捆上了石头。)

二、敖瑞伯:1935年生。天津人。1953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后休学一年,到物理系1954级上课。1957年北大5·19运动中,第一拨大字报高潮之后,他写过一篇大字报《当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我投下一捆干柴》,被学校打成右派分子,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在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在织布车间装梭。他认真干活,也认真检查,盼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好回学校念书。果然在60年代初就摘了右派帽子,但还是没有让他回校读书,只是调任化验员,不在车间做三班倒的挡车工就是了。原来,不是自己检查得好就能回学校。同年级虽有两人回校,但他们是拿灵魂和魔鬼做过交易,或是制造出过一个“反革命集团”去卖,或是采取过其它更加说不出口的手段的。回不去就在工厂呆着,找个女工搞对象结婚吧。当时厂里工人结婚,同事“凑份子”的规格是每人五毛钱。但是他结婚时,每人只凑了三毛钱。原来,摘了右派帽子也还是右派,是“摘帽右派”,仍然是人下人,一辈子没有指望了。他受了刺激,心情不好,身体也就不好,得了肝病,身子也痛苦,生不如死,吃安眠药自杀,被人救起;再吃,再被救起……最后还是死成功了。那已经是70年代的事,“文革”尚未结束。自然,连“改正”也还没等来。

三、王永生:上海人,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1957年被划成右派,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在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1960年初摘帽子。摘帽子后工厂曾通知他到人事科办理回校复学手续,等到第二天他去办的时候却被告知暂缓办理。以后此事不见再提,他也没有能回校。1979年他转回上海,在一家工厂里当夜校教员,并和他的一位学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九十年代中期因患肠癌去世。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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