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4日，是胡适逝世60周年。为此本公号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文章，介绍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因病住院，笑口常开1961年2月24日，胡适与友人谈起长寿问题时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却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那还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由此可见...

突遭重创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公敌”的父亲捆绑在一起而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失去了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精神彻底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徐志摩开始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

而今80余年过去了，早已夺取天下的CCP，其极权与反人类恶行更是变本加厉。大陆不必说了——知识界的话语权早被剥夺。为什么台湾知识界面对CCP咄咄逼人的气势，依然如此麻木？为什么面对CCP将“一国两制”的阴谋，企图由香港推向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中的老一代人，却患了软骨病？

1926年年底，胡适从英国启程前往美国。阔别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以后，胡适的最大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为此，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这样的发言已经让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很不高兴了。但陶孟和仍然不管不顾，在这一年9月中科院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大家都一起愤怒声讨右派时，陶孟和又站出来大声疾呼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气急败坏，当即决定给陶孟和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按敌我矛盾处理。原本，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因为有两个大人物出面担保，使陶孟和逃脱一劫。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怀着很大的热望，并曾经用“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自从1939年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以后，我虽然对苏俄产生怀疑，但还是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它。然而自从雅尔塔秘密协定被披露以后，我就“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了。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长征·七律》和《清平乐·六盘山》。臧克家在《毛泽东诗词鉴赏》介绍，它们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意思是此之前从来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胡适1941年2月初的日记中，却有一张剪报，录有毛泽东的这两首诗词和朱德的三首诗...

除夕那天，美国邮政总局为纪念吴健雄对科学的贡献发行纪念邮票。如果胡适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此而骄傲。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公学因为学潮难以为继，聘请胡适返回母校担任校长。胡适上任以后，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也由300余人猛增至1300人左右，而吴健雄、罗尔纲和吴晗，就是当时的学生...

1927年，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杨家全家福。前排右二为杨荫杭。杨荫杭（1878-1945）不仅是杨绛的父亲，还是胡适的老师。作为19世纪出生的70后，他经历了清末民初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民主法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一、通才博识最初看到...

1922年，年仅20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寻找出路。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报考大学屡遭挫折，不得不一边自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靠赚取稿费维持生活。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提携和帮助下，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但紧张的写作状态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让沈从文身心交瘁。1929年6...

我的意识流被触发，想跟蔡英文总统说几句话——中华民国没有亡，只是偏安在台湾，就算是你们民进党暂时得了势，你们也没有权力把"中华民国"的国号丢弃，她是未来中国还魂的躯壳。苏联死了可以回到俄国的躯壳里去，中国也一样，引用前文黄天才的话说，国民党没出息，你们可不能，你们应该把目光放远大——中华民国的前途在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是这个小岛。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有许多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人。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才十来岁，还不大懂事。到了1930年代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以后，他们恰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其中的佼佼者——比如张佛泉和陈之迈，已经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并且是《独立评论》的作者了。张佛...

张爱玲可是活到了1995年，75岁才去世的，她那些同时代的作家，不光老舍投了湖。仅跟老舍同一年去世的就有一堆：傅雷、妻子朱梅馥，邓拓，汪篯，李平心，叶以群，陈笑雨，陈梦家，刘盼遂和妻子，乌·白辛，刘永济，含冤病逝其妻随后亦自缢身亡，赵少咸，黄文弼，向达，孔厥。张国焘死在一个养老院，也经常被说做晚景凄凉的例子。然而他死于1979年，比很多他的老战友，同事的命运好多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局渐趋稳定，经济进入黄金时期，财政经费相对充裕，物价便宜。作为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的知识阶层，像大学教授、社会作家，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1923年10月13日的胡适日记，是这样记录的：“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