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被公认为20世纪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之所以具备如此的影响力，诚然是因为他并非只停留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而更在于作为一位处在历史洪流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与社会进步的深切关怀。余英时正是秉承了胡适精神的一代学者，堪称在学术之余，至死不渝地倡导“自...

陆志韦与胡适不同的选择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们彼此不同的结局。尽管彼时的胡适也曾对国民政府给予最为严厉的批判，但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知是清醒的。9月21日至30日，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陆志韦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陆志韦听从周恩来“盗泉之水可以养鱼”的说教，艰难地在中共政权下，继续寻求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的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于是把他送回了北京。到京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毛在少年时就曾看过《红楼梦》。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毛在井冈山时期，曾与贺子珍谈到《红楼梦》，称这是难得的好书，认为其写了两派的斗争，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并称“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革命家”。

胡思杜，胡适先生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乃至昏聩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轰动世人的大事，一定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然而，这篇大义凛然痛快淋漓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英雄之类的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也不可能...

本文摘选自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1990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图书馆），由王财贵先生整理，原文标题为《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标题为编者所加。可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1.胡适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

1952年，张爱玲以去港大复学为由，离开了大陆，重新去了香港。此后她再也没有回过故土，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去了美国，并在纽约与求学时的好友炎樱重逢。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她们一起去拜访了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这段经历...

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一生堪称传奇，驰骋于史学、文学、哲学诸多领域，著作等身，彪炳史册。清末民初时期，他得风气之先，倡导白话文与文学改良，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与其早年海外留学经历及所接受西洋文明之影响不无关系。他在美国度过了近27年的光阴，一生几次途...

事实上，孙中山毕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自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1910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

共军尚未进城，士林已思想缴械。赤潮祸华虽为诸因之合，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1960年台北，蒋梦麟谓费正清：假如我们在大陆时就能达到我们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我们本来是能够打败毛泽东的。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份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

周恩来时召见他时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当即表示不同意，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党员：他们的父亲或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而他们利用这一特殊背景，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报，策反国民党官员等；或抛弃家庭，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对中共可谓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后，他们选择继续追随中共，选择留在大陆。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你呢！

这封一二九运动时一个北大学生写给胡适的信，署名是“将来杀你的人”。余英时说这封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从中可以体会当时青年学生的一般心理状态。我看了只觉得凄凉，虽然后面余英时引用了两封支持胡适的学生来信，但在一个狂热的时代，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最终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1926年7月，胡适游历苏俄后思想左转，开始公开宣传苏俄的成就。对此，徐志摩给胡适写信质疑胡适对苏俄的看法。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独裁，两人都是深恶痛疾的，但胡适认为苏俄可以通过“狄克推多式”的新教育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而徐志摩则不认同苏俄式的新教育可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

收藏家马未都有几句话，很平淡，可对我们这个社会却要算是非常严厉的批评，甚至说是讽刺也不为过。他说什么，他说：“过去做人有三个极低的标准：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现在已成了极高的标准。”说一个社会把原本极低的做人标准居然能弄成极高的标准，这讽刺还不厉害吗？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党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一位外国学者著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石老师说历史：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讲印度哲学的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老头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吃奶一族”，而他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人生课题，登堂入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