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1990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图书馆），由王财贵先生整理，原文标题为《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标题为编者所加。可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1.胡适
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来，他本是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但其实他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根本不知道禅宗内部的问题，只去做些外围的事，如考证版本的真假，这与禅宗有何本质的关系？况且凭什么你就能断定《六祖坛经》一定是神会造的呢？照我一看，我不须考证，就知道神会写不出来，因为神会的思想是另一个思路，神会禅是"如来禅"，《六祖坛经》是"祖师禅"，祖师禅是真正的禅宗之禅，是神会了解不到的。胡适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想跟人辩，难怪被铃木大拙当面斥为外行，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所以他虽以哲学起家，到后来不但不讲哲学，并且反哲学。他极力宣传科学与考据，考据也并非不可以讲，不过考据是历史家的本分，但胡适先生既不读历史，亦不读哲学，亦不读科学，他只去考红楼梦。考红楼梦能考出科学来吗？—他所有的学问就是这样—浪费、无成。所以冯友兰出来写哲学史就超过他了。
2.冯友兰
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胡适进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史，还是以冯友兰所作的为最好，余英时也这样说。但他的讨好，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他此书有一讨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来。他用的是选录方式，西方人写哲学史大体是用诠释的方式。选录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冯友兰作这本书很狡猾，说好听是很谨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种"学术谨严"的气氛。因为他很少对所引的文献加以解释，他尽量少说自己的话，尽量不做判断，所以读者实在很难猜透他到底对那些文献懂呢？还是不懂？到了他该说话时，他就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若有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说他这本哲学史是"脓包哲学"，脓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团脓，我是一向不欣赏那种书的。这本哲学史大体上卷还象样，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点逻辑知识整理了名家，有一点成绩，其它讲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讲不好，后来魏晋道家、随唐佛学更难讲，他根本是门外汉，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他以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学家，不是西方的新实在论，他以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朱子，这当然是不相应的。他后来又讲"新理学"，以程朱自居，这都是妄人妄作。《中国哲学史》表面上写得那么严肃，出版时是那么郑重其事，他请金岳霖与陈寅恪来作审查报告。其实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陈寅恪虽是史学家，并不读哲学，但他的见闻实比冯友兰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只是冯友兰不承认罢了。像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史学之所以有成，因为他们上了轨道，有当行之客观的了解。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就未上轨道，像冯友兰的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历代各期哲学核心问题根本未接触到，更遑论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以如此之书，而不论中西都公认它是一本代表作，这表示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在太差劲了，不但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世界，这真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
又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中国思想没了解呢？在纪念熊先生的文集中，有一篇冯友兰的文章，他以九十高龄，平生写那么多书，理应有些心得，谁知他却说：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和老唯识论的争辩是一个老问题的复活──就是说有关这些问题在古代就有人讨论过了，现在他们又拿来讨论而己—我一看，这样说倒是出语惊人！我仔细看他说的是什么老问题的复活，原来冯友兰是指南北朝时代神灭不灭的讨论，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和玄奘《成唯识论》的不同怎么会和神灭不灭扯在一起呢？请问熊先生是主张神灭呢？还是神不灭？而《成唯识论》又是神灭还是不灭？我看两边都安排不上，这种故作惊人的论调实在太差了！神灭不灭的问题重点在那里都不能把握，后来佛学的高度发展更不容易契接得上，故其侃侃而谈者，大体不可信。
3.梁漱溟
此外如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与我老师熊先生在所谓"客观的了解"上也都有缺陷。梁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敢于对抗毛泽东，对抗江青四人帮，这就了不起。但他终于被毛泽东所笼\罩，所以最后毛泽东死时，梁先生还说："毛泽东晚年虽然荒唐，但不管如何，他毕竟是非凡之人。"我看到梁先生说这种话，一时难过得很。以圣人自期之梁先生，何故竟作此不伦之语？他为何还会心仪于毛泽东？其实梁先生这个人对中国学问知识和文化意识都是很少的，才会有如此的判语。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学或许有错误，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识纵贯意识很强，而梁先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头脑是横剖面的，如他的"乡村建设"之理论便是在横剖面下了解中国社会而写出来的。他并没有通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去了解中国社会，只照眼前的风俗习惯而想办法。他对中国社会的具代表性的了解是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说的："伦理本位，职业殊途"，他这样了解并不算错，但若止于这样了解，是只了解到现实的社会状况，若其社会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据及背后之历史渊源，则并未接触到。只在这里用力，不能对时代问题之解决有相应的了解。在这里显出梁先生的不足，所以他开出的救国路线是"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充其量也只能顺着太平时节之民风，协助长养一点民生，敦厚一下民情，而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结果被毛泽东农民革命之大气派唬住了。其实乡村建设并不是不能做，但要了解时代才能配合时代，而这便须要有正确的现代知识，才能做时代的指标，要建设才有建设的依凭。而梁先生对时代的了解到死还是那两句话："西方的路我们不能走，苏联的路我们也不能走。"那么你走那条路呢？一无所适，碰到*****魔道，抵抗不住，也不必谈什么建设了。说苏联的路不能走犹可，说西方的路不能走，可见梁先生活对西方*****之价值不能认识，则你凭什么建设中国，凭什么应付*****呢？
以上是说梁先生的文化运动之无所成，至于纯学术上的对中国儒、释、道三家的研究，也是很薄弱的。所以熊先生每次劝他不要再搞乡村建设了，要出来讲学，梁先生两眼一瞪，说："我有什么学问可以讲呢？"梁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是得自于张申府先生讲的罗素，与张东荪先生翻译的博格森的创化论。博格森在西方哲学上的地位并不高，罗素于逻辑有贡献，于真正的哲学并无多大贡献。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他们两位推崇备至，也可见学风之浅陋。梁先生对中国的学问则欣赏王学再传门下的王东崖，对"自然洒脱"一路颇寄其向住，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实从这一路进去也可略有所得，但毕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处。梁先生是谓有性情、有智慧、有志气之人，思考力很强，也有创发力。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年纪并不高，全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词都是无根的，所说的文化类型也太简单，如说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适中的，这样讲都是一些影子罢了。所以思考力强，性情真，志气高，也有相当的智慧，可惜无学以实之，结果尽成空华，白白的浪费了一个人才。这种人间大憾，平常人是看不出来亦感受不到的，就连他自己也不自觉。他的这部书实并无多大价值，他本人亦不予以肯定。他最后是相信佛教，而不再做儒者，在中国这样的乱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树立是很难的。
4.马一浮
马一浮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内部的义理常识最为博雅，但说到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则谈不上。从那里看出来呢？熊先生新唯识论刚写出时，马先生为他作了一篇序，四六骈文，美得很，其中说到熊先生的著作是"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这四句话赞得很漂亮，音韵铿锵，回肠荡气，但马先生讲这四句话时胸中有多少实义则很难说。后三句较易懂，其第一句"昭宣本迹"，我当时（大学生）是看不懂，我看熊先生也未必真切。我现在知道这句话并不简单，就如我刚才说纪念熊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朱宝昌也引用了这四句话，但他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