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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及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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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党员:他们的父亲或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而他们利用这一特殊背景,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报,策反国民党官员等;或抛弃家庭,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对中共可谓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后,他们选择继续追随中共,选择留在大陆。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让他们万劫不复。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爱女自杀

陈布雷,民国时期著名文人,才华出众。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参与国民党上层决策,为蒋草拟了大量文稿,素有国民党“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在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溃败的1948年,理想与现实的背道而驰让陈布雷选择了服药自杀,并留下8封遗书。蒋介石闻讯后,偕夫人宋美龄亲往中国殡仪馆吊唁,并亲写“当代完人”横匾一副,还命蒋经国去杭州参加公葬。

让人不无错愕的是陈布雷8个儿女中竟有4个儿女是中共党员,尤以其爱女陈琏最具传奇色彩。

1919年出生的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因陈夫人生产时身亡,所以人们怜惜地称她为“怜儿”。陈琏6岁前一直由外婆抚育,被宠爱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与倔强。6岁时,她才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后来违背了父亲的意思,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琏随陈布雷到重庆上中学。期间,她读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书刊,思想比较激进,并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绍下于1939年加入了中共,之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

当时昆明“左”派人士甚多,中共地下活动也异常活跃,陈琏也加入其中。1941年,国民党为反击中共不抗日打友军的做法,在皖南一带消灭了叶挺部的新四军,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围剿。在中共的安排下,陈琏也秘密撤离了昆明。尽管陈琏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却是另有打算。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在外躲藏一年后的陈琏回到了陈布雷的身边,并利用父亲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搜集情报。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陈琏执意要去北平(北京)教书,把家安在上海的陈布雷在犹豫后同意了。

在北京期间,陈琏与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结婚,婚礼十分隆重,不仅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等参加,而且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但陈布雷因公务在身,没有参加。

陈琏的特殊身份为夫妇二人在北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在二人结婚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当局在查获一处中共秘密电台时,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导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显证据,国民党北平当局将二人以“共党嫌疑”空运押到南京,交国防部由保密局处理。此事自然也惊动了蒋介石,蒋在反复调查后证实与陈布雷无关。同时,因无法确认二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蒋告诉陈可以保释,但请他“严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陈琏被保释出狱后,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陈布雷让其住到家中,并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并嘱咐他要“好自为之”。半年后,回到南京的陈琏夫妇遵照党的吩咐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继续搜集有关情报。

陈布雷自杀后,陈琏夫妇前往苏北中共统治区,并在中共建政后回到北平。陈琏先后担任国家少儿部长、华东局文教处长、全国妇联执委等。袁永熙则在1953年担任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7年“反右”时,袁永熙因被捕的经历以及是陈布雷女婿而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陈琏则成为“右派家属”,三个孩子也自然成为了右派子女。不得已,陈琏选择了与丈夫离婚,并独自带着孩子前往上海生活,希望可以躲过这场风暴。

然而,让陈琏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的文革将自己彻底打入了深渊。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还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可造反派们还是找到了陈琏是“叛徒”的铁证,那是一张蒋介石夫妇吊唁陈布雷时与其家人的合影。有口难辩的陈琏最终选择了自杀。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死前留下绝命书,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时年仅48岁!

陈琏自杀后,对她的批斗并没有停止。华东局机关召开声讨大会,列数种种罪状,说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这是又一桩叛党行为,并当众宣布开除的她的党籍。

而陈琏的从美国回来投奔中共的二哥陈过,文革期间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而致残;陈琏的么弟陈砾1952年加入中共,文革中也被批斗。

多年后,陈琏的儿子如此说道:“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周佛海之子被关18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在认清了中共后,于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撰写了大量反共文章。他也因此被中共视为“不可饶恕”的“叛徒”。1938年,他加入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因心脏病猝死。

据大陆媒体报导,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他因从小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且有同学将这三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而深感耻辱。之后,在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美化中共的《西行漫记》等书刊后,开始对中共抱有好感。

1946年8月,周幼海正式加入中共,为中共“特别党员”,改名周之友。随后,被中共特务头子之一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干将。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

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他得以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周之友多次暗中策反,不时把重要情报报告给田云樵,他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

中共建政后,周之友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0年。出狱后,以“反革命罪”又被判处管制3年。1967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83年周之友获“平反”,出狱两年后离世。其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都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

被中共欺骗的陈琏、周之友的下场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得到启悟。

傅作义长女凄惨下场

当年,中共军队可以兵不血刃占领北平(后改称“北京”)的直接原因是时任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的傅作义,接受中共条件,率25万守军投降,而迫使傅作义做出如此选择的是他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长女傅冬菊。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中共遂命令傅冬菊回北平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通过同父异母的5岁小弟弟,傅冬菊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又让小弟弟把钥匙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并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了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菊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随着战事的发展,在潜伏在蒋介石周边中共间谍的配合下,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节节败退,华北陷入危机。

彼时的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平时,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由于傅冬菊屡屡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她在劝阻父亲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还把父亲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情报及时汇报给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据取得的情报掌握战机,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华北。

根据傅冬菊提供的情报,中共做出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而为了北平千万百姓免遭涂炭及北平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傅作义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傅作义与毛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均通过傅冬菊,彼时傅作义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早已背叛了自己。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在傅冬菊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信时,深怕“士可杀,不可辱”的父亲临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让傅作义看不见。

直到1949年2月,中共军队入城并公开发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档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駡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让作为中共拿下北平功臣的傅冬菊没想到的是,自己在以后的岁月中境况凄惨。

1949年后,傅冬菊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文革期间,她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在她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内心不解、痛苦的傅冬菊在给毛写了两封信后,最终获得了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实际上傅作义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退回一处给他女儿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没人理这事。

2007年,傅冬菊离世。他的父亲傅作义则是在1974年4月病逝。或许,离世前,她才明白为何父亲当年骂自己“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吧。

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儿女婿双亡

居正,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瀛棣,居正的女儿。1935年夏,居瀛棣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间,她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改名周南)的同学,她是中共周边组织成员,并深受其影响。

1936年夏,居瀛棣在一些教会大学在浙江普陀山举行联合夏令营的活动中认识了祁式潜,当时的祁式潜是金陵大学的学运领袖,早已受到中共极深影响。后来,居瀛棣回忆说:“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

最终,祁式潜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在祁式潜知道了她的身份后,就把她作为“发展周边团体”的物件,慢慢的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爱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已秘密加入中共的祁式潜回到扬州,组建了隶属于中共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也决心追随祁式潜的步伐。1939年2月,居瀛棣加入中共。同月,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祁式潜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成了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刘少奇、陈毅的接见。陈毅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1943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根据地,区党委部署妇女和儿童疏散。居瀛棣遂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潜入上海,同时淮南区党委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即又展开了“审干”运动。8月,由于受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负面影响,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被迫出走,由此引发了淮南东南地区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一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祁式潜赴上海与妻子团聚,其间(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事实上形成了“脱党”。

1944年1月,祁式潜夫妇赴重庆,居正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祁式潜,虽然居正对女儿女婿的共产党身份早就有所耳闻,但因深爱女儿,一向持反共、剿共态度的居正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一职。1945年8月,从事秘密工作的祁式潜被捕入狱,居正出面将他营救出来。

中共建政后,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文革爆发后,祁式潜被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员和“叛徒”,1966年8月4日服下“敌敌畏”身亡。造反派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宣布其为“畏罪自杀”,开除党籍。

居瀛棣为夫申冤近3年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1969年离世。他们的儿子嵩年也被关在监狱中。

傅冬菊和居瀛棣至死可明白,在她们背叛自己父亲的那一刻,她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张学良之弟临终明白自己恶魔缠身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因为正是他这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为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并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同年9月,在张学良的介绍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1938年10到延安,其后参与了中共在日军后方有限的游击战争。

中共建政后,张学思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是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并罢免了其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1967年7月,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在关押期间,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虽然病重如此,但他还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流通。张学思请求将窗上的牛皮纸撕下,但被拒绝;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绝。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虽然周恩来下令全力抢救,但由于其长期被折磨,病情加重,于当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于右任女婿文革厄运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他的女儿于芝秀嫁给了深得其欣赏的屈武,而屈武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后,于右任前往台湾,其夫人高仲琳、女儿于芝秀则留在西安,女婿屈武则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并出访十多个国家,还在1952年加入民革。仕途还算一帆风顺。

不料文革爆发后,屈武即成为批斗对象,主要罪名有三:一是“里通外国”,在苏联十二年,一贯亲苏,自然是“苏修特务”;二是“反革命两面派”,虽身在革命阵营,实际对国民党感情深厚,为于右任夫人祝寿是为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三是“包庇叛徒”,在新疆帮张治中营救的131名中共人员均为“叛徒”,将他们送回延安是蒋介石的“阴谋”。

因屈武对上述罪名坚决否认,由此被认定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遭到严重迫害。1968年8月,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监狱。在关押期间,屈武的妻子于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冲击,先后离世。

文革结束后,屈武被中共平反,1992年去世。

胡适之子上吊自杀

胡适,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38年至1942年抗战期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57年后出任台湾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其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影响都不可小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和中共为了铲除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将胡适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与之相关的不少人被关、被打成“右派”,甚至被害。这其中就有胡适的次子胡思杜

胡适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和胡思杜。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年,当他与父亲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时,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其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但自认为没有做过对其有害的事情、不会被其怎样的胡思杜决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后离去。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告诉了毕业后去唐山交通大学教书之事,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违心的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说,在唐山工作期间,胡思杜一直认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为父亲“赎罪”。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份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文革期间,担心红卫兵抄家,胡思孟就将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

此外,胡适的亲侄子语文教师胡继光,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

结语

本文所列举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和亲属只是中共残害中国人历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说,中共成立后,尤其是在建政后,没有什么人能逃脱其魔掌。从中共内部到中共党外,从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马前卒到中共的统战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绞肉机,将所有的人置于同一部机器下,蹂躏、虐杀、残害。这样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耻辱。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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