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被公认为20世纪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之所以具备如此的影响力，诚然是因为他并非只停留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而更在于作为一位处在历史洪流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与社会进步的深切关怀。余英时正是秉承了胡适精神的一代学者，堪称在学术之余，至死不渝地倡导“自由主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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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于8月1日凌晨在普林斯顿溘然长逝的噩耗，于5日传开后，迅即震撼整个华人世界；并随即在华语媒体与网络，掀起一波悼念及评价其为人为学的热潮。
史学成就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堪称胡适以来，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就其影响力的内涵而言，不啻包括其在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的成就与地位，亦包括其超出学术界、对自由主义精神至死不渝的坚持。
毋庸置疑，余英时的影响力根基于其无远弗届的史学功底与学贯中西、融合学用的治学之道。
自1950年代后半叶就开始扬名于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余英时，投身中国史研究超过一甲子，陆续出版了近60本中英文著作、400余篇学术论文。其内容上至先秦时代，下至宋元明清，甚至及于近代乃至当代，名副其实地开创了别树一帜的全景式史学视角。就领域而言，余英时的中国史研究涵盖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乃至中外关系史等，为现代史学界罕见的全才。
余英时早年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在浩瀚的中国史海，练就一身对传统史学的驾驭能力，其后负笈哈佛，接受西方历史学的严谨训练，并因此扩大了对中国历史理解的视野。
换言之，余氏治学的最大特征，是精于以现代的学术方法，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价值，并擅长考史鉴今，探索国学于现代之意义。
“现代无中国”——余老留下的命题
毕生致力于探索如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余英时，一方面在断代历史研究上追求极致的学术理性，另一方面不忘透过历史的延续与断层的现象，来思考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
笔者长年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并非史学科班出身，然有幸在余英时先生晚年与先生结缘于当时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并承蒙厚爱，获多次机会讨教，包括于疫情前的两个暑假，拜访位于普林斯顿郊外的余府。该二度拜访，后来汇集成与余英时先生的3篇“对话”，分别是〈从“天下”到文化〉（《明报月刊》2020年4月号）、〈从“身份”到“认同”〉（2020年5月号）及〈断层后的现代中国〉（2020年6月号）。
除了请教古代中国与周边关系以及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起源，自然还有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此“对话”中，余英时先生提出了颇为震撼的观点——“现代无中国”。
就余英时先生的论点，基于礼教的传统中国，自从先秦延续到民国时期，未曾中断，直至奉西方的马列思想为圭臬的中共建政后，延绵数千年的传统中国才宣告终结。如此的断论，源自于其著作等身的中国史研究，对1949年革命后中国大陆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观察，也与其幼时即抗战爆发后曾在家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8、9年的生活期间（包括私塾）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体验不无关系。
“现在是un-Chinese，我认为现在‘中国’已不存在。”究竟“现代”有没有“中国”？如果它不是“中国”，那又是什么？这或许是如今已驾鹤西去的余英时先生，为当下乃至今后的中国研究留下的一个极为尖锐的命题。不难想像，这也无可避免地将会是容易引发诸多讨论乃至争议的课题。
“民主”无不适用于中国
余英时先生不仅勤于思索古今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基于其得天独厚，横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学与生活经历，积极比较国学与西学、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各自的特征，来探究两者之间的联系。
中西文化之辩，或称中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堪称清末西学东渐以来数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探索的主要命题之一。
余英时恩师钱穆亦曾于晚年感叹“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于此一问题”。对此，余英时先生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视相异文化之间互相影响为历史之常态，同时也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可以彼此融会互通的。
如此的观点，也与其对另一个相近的命题的理解相通——否定“‘民主’不适合于中国文化”。
余英时先生在与笔者的对话中，引古人早已倡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篇），强调古代君王亦无例外地意识到必须争取获得人民的信任，不可“民心背向”。易言之，“中国人老早就具备了接受民主思想的基因”。
及至近代，余英时还指出，从太平天国时期的王韬，到后来的康有为、薛福成、郭嵩焘、严复等，是清末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儒家学人，他们远赴欧洲，目睹英国彰显民主与人权的政治制度与司法体系，兴奋地感叹此即为中国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现代典范。余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的儒家人物之所以积极地将欧美的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是由于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现代民主价值体系不仅并不冲突，且可以相互汇流。“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美国演讲时，也常提到Chines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中国的民主基础）。”
倡导自由主义至死不渝
胡适被公认为20世纪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之所以具备如此的影响力，诚然是因为他并非只停留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而更在于作为一位处在历史洪流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与社会进步的深切关怀。
余英时先生也正是基于其厚实的学术功底，努力地尝试将学问运用到对现代世界与现实社会的理解；也正是在如此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其对现代国家民族与社会文化那超越历史的关切感和使命感。
倘若以一语来概括胡适对20世纪中国的巨大影响，那就是对“德先生”无休止的呼唤，以及对“自由主义”声嘶力竭的呐喊。
余英时正是秉承了胡适精神的一代学者，堪称在学术之余，至死不渝地倡导“自由主义”的典范。
余英时府邸后花园立有一排笔挺的竹林，或许是余先生因思念老家潜山的竹林而立，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彰显了主人作为一代正直学者不畏权力的傲人风骨。
胡适之后所幸有余英时，那余英时之后，我们又有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