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批判后，董时进深感不妙。他与透过一双慧眼看透了中共的民国女作家张爱玲一样，在1949年后短暂的滞留大陆后，选择了离开。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后前往美国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其后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4月因肠癌去世，终年84岁。

1949年底土改在全国展开，董时进以《董时进上毛主席书》为标题致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公开信寄出后一直没有下文，董时进预感不妙，恐惧遭到清算，于次年出走香港，后赴美国，后执教于加州州立大学。1984年辞世享年84岁。

董时进：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

“董时进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孰料一语成谶！”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进行改革。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书中写道：...

应该说，作为农学家的董时进对中国地主、农民、土地的认知是正确的，且道出了中共宣传中的谎言，而他的预言也是相当准确的。然而，他应该没有想到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后包藏的祸心，就是通过打倒地主，掀起贫农的仇恨，来实行中共的专政。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进行改革。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书中写道：...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在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领袖，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进行改革。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58年为实现农业高产，提出“平坟开荒，向鬼要粮”、“人换思想地换装”的口号，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平坟运动”，除“烈士陵墓”及国家认定有“历史价值或文物价值”的坟墓，一律平毁，尸骨火化，石碑用来筑桥铺路，棺木用来造房搭棚，而墓砖则被用来修建房屋和搭建“大炼钢铁”的小高炉。

当今只认为毛泽东批了马寅初的人口论，铸了大错，却不知还有不听董时进反土攺的建议，更犯了大错。董时进是农业经济学角度论证土改有害生产力。我从当今弘扬传统文化，更发现由土改杀士绅乡绅而造成文化断层，因为这些人士，皆传统文化载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