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25年前的1987年初，我所编辑的《深圳青年报》正式被政府关闭，全部编辑人员被遣散。虽然这只是一张地方报纸，但由于其版式的新颖（全国第一家使用电脑排版的报纸）和内容的独特性，所以拥有全国范围的订户。我当时是副总编辑，跟总编辑刘红军一起被撤职，并从此...

流亡美国的作家王若望生前撰文《高、饶、刘志丹之死——揭开“政治谋杀”之谜》指出，邓小平是“高饶事件”中告密者的角色，毛泽东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邓充当毛的打手，并取得毛的信任。

邓小平在中共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曾说过：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邓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恩来在文革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本文摘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 周恩来与邓小平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图源：AFP） 至...

去年11月，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初，他的女婿库什纳家族名下位于纽约第五大道666号的一座大厦，就要成为中国安邦集团的另一处海外物业，美国主流舆论担心，这项收购案是来自中共的政治献金，当时人们怀疑，背后的推手是习近平。不过，这个怀疑显然是错的。是另有其人在...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泅渡通常是首选。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

归根到底，“一国两制”的困境是中共造成的，更准确地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时，今日困境就已经隐伏其中。对中共而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用于香港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它的初衷并不是要给予香港和香港的中国公民一个永久性的“特别”宪政地位，而是为了暂时安抚香港人反共恐中、抗拒回归的心理，为了香港回归之前的平稳过渡和回归之后的短期治理。

党中央主席：江青、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邓小平1992年南巡前后，中共党内改革与保守路线曾有过严重斗争。南巡期间，邓小平在珠海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员阵容强大，江泽民有被乔石替代的可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披露，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

2016年9月公布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无删节原版，中有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而这段话在原来发表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或者南巡讲话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追踪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数次上当受骗，笔者最大的发现是：邓小平做决策时的信息来源十分狭窄，邓小平的指示是可以任意更改的，也是可以扣下不发的。

当地一个乡长向我介绍，该乡处于越南三面山势的包围，山很陡峭。战争开始，我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越军阵地发起进攻，战士很勇敢，冲锋号一响往上冲，一个连一百多人，退下来只剩二三十人。再换一个连上去还是大部分牺牲。最后攻下山头，发现上面只有二十多个越军。

作家张雄文撰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披露，根据刘伯承子女回忆，刘伯承生前曾坦言：我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果然一语成谶，直到刘伯承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当年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等人的负责人——“好搭档”邓小平。

华尔街日报：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是被调查经济犯罪的一支特别调查小组带走的，调查其是否涉经济罪行。知情人士还说，吴小晖被反腐调查人员和专门调查经济犯罪的警方人员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拘捕。针对吴小晖的调查已进行了几个月，但仍在初步阶段，也并不意味着他会受到指控。

日前，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被带走调查。吴小晖因其妻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而备受关注。 6月14日，安邦集团发声明称，吴小晖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已授权集团相关高管代为履行职务。陆媒13日晚报道，吴小晖已被有关部门带走。吴的背景再度引起外界关注。媒体...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被带走调查。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周刊2015年2月2日发表文章《安邦大冒险》披露，吴小晖有过三次婚姻，第二任妻子为浙江省一位卢姓副省长之女，第三任妻子是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两人有一子，但夫妻关系已确认中止...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三○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二○○一年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玩别人，最终也玩了自己。

李秀林在一月二十四日小组会上说：人民要自由，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人民要人权，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的人权更高更多。民主要发展，思想要解放，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李洪林说：资产阶级民主还允许批评总统、议员，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批评不得。有些人把封建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美化，难怪他害怕资产阶级，害怕人民民主。

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

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二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援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