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春莹的说法实在荒谬之极。中共是中共不是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美国禁止你中共党员及其家人赴美旅行，就算消息属实，那也只是与你中共作对，怎么成了与中国人民作对？怎么成了站在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了呢？华春莹明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选过共产党，甚至连选票什么样都没见过，你还在这样说，这不是正在公然绑架中国十四亿人民和你们中共一起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上吗？

那些处于洪水威胁中的人们，如果早早收拾东西转移到西藏的高原地区，当然是可以避免遭灾的，至少可以保住性命。若大胆放开思路想想，如果能认识到导致灾难频发的总根源就是共产专制制度，从而讨伐中共，则可能一劳永逸地改变中国的人祸频发状态，一举建立宪政民主制衡下的公平政治制度，结束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

我真正想和朋友们探讨的是，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十四年，前面提到的这五位彼此认识、曾互相帮助一起维权的一直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的人权捍卫者，先后被从不同的地方都送到临沂监狱这同一个地方关押服刑，朋友们觉得这是偶然巧合吗？如果是的话，未免也太巧得不合常理了吧？！如果不是，中共这样有意为之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值得特别警醒的是，不管是东北的疫情复发，还是首都北京的疫情告急，在专制政权多方极力掩盖真相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的，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永远都只是大大缩小之后的数字。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即使在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政权的控制之下，首都疫情依然复发了。这是否意味着冥冥之中早有定数，中共政权气数已尽，在劫难逃？！

全世界有六百多万人被来自武汉的中共病毒感染，约40万人死亡的事实说明，中共专制政权的存在绝不只是压迫中国人民、在中国制造人权灾难，它对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已造成了直接的破坏。面对中共任何有损社会公正、公开透明等普世价值的做法，国际社会不应再存一丝一毫隔岸观火的心态，必须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否则后患无穷。

万般无奈，她的女儿以不让她见母亲就跳河自杀，并在沂河边准备实施时，中共才不得不让丰小晓燕隔着角门在监视下与女儿短暂见面。丰小晓燕的女儿看到母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于是只好在网上发出救母的呼吁，要求当局还无病的母亲以自由。

我个人愚见：在全球逐渐认清中共邪恶本性之时，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索性一起借着中共单方面撕毁国际协议之际，解除与中共政权签署的一切条约，比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公开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并携手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国沦陷区人民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为人类消除所有可能的后患。如此，则中国人民也将对国际友邦感激不尽。

一个不遵守国际法的反人类政权；一个凌驾于本国宪法和法律之上、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利用党的系统任意法外迫害进步公民的政权；一个顽固不化、满脑子腐朽思想、靠不断迫害异己和残暴杀戮维系的腐朽政权，任何人颠覆它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是在为民除害，救黎民于水火。别说“要求你中共遵守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在行使正当权利，人民为了免受奴役，就是用武力推翻反人民的暴力政权进行革命，那也是人民集体行使正当防卫权。

2011年，谢阳因不相信中共会如此的邪恶而与朋友打赌探访东师古的事。那时他的朋友说：“只要他能拍一张与我的合影，就能赢得100,000现金”。可不幸的是，谢阳律师到了东师古外围不久，便遭中共安排的流氓打手绑架、殴打，在抢光了他的所有现金、手机和银行卡等物品后，中共爪牙还用衣服蒙住他的头把他扔进了远处的坑里。就在他以为会被活埋的时候，打手们驾车离开了......。

江天勇律师被迫害关押刑满“释放”至今已经一年多了，仍然在河南信阳老家被无理软禁；刚刚被从狱中“释放”的王全璋律师又被以“隔离”之名，软禁在家。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快三年了，生死不知。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因为揭露中共掩盖疫情失踪，至今没有下落……。

这次不同了，不仅特朗普总统在面对记者提问时直接顶了回去，连同一些政府部门和媒体的说法也一改之前的作法，将其改称“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这不仅是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外交对等层面上的升级反应，而且是国际社会开始拒绝以新华社说法为准、是中共试图用党的标准左右自由世界话语权、不断引导世界舆论导向的重大失败。

不管他们是“小粉红”也好，“普通留学生”也罢，既然有机会在海外生活，想必很容易脱离中共的洗脑宣传，认识到民主自由的可贵，明白怎样辨别是非善恶。可是，就凭他们轻易相信党的谎言宣传，被中共欺骗回国，无论他们在文明世界就读怎样的名牌大学，接受过何等“高级”的教育或培训，我都不得不对他们的智商打个问号。

这件事情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对于中共政权的本性有了清楚到位的认识，而且能在无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在孙春兰到达后，人们自发不约而同开窗，勇敢地向着北京来的高官大喊“假的！”这也表明，人们内心以往固有的对于官员的畏惧之心，正在逐步地被勇气所取代。这正是人民从“觉醒”这个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行动”的重要标志。

监狱里每天早上除了少数劳动号（也叫“二警官”）外，监区里所有犯人都要在院子里集合点名，之后排队到车间进行长时间劳动。而工作的地方，更是几百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同时，监狱里还有“发烧不到39度，根本不允许你去看狱医；有病，只要不是面临死亡就不给‘保外就医’”的所谓“潜规则”和“党的命令”。在党的命令之下，《监狱法》的很多看起来合理的规定就都形同虚设了。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感染，能及时被发现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小区不漏门、家家不漏人”的政治口号下，中共通过现代科技，几乎可以掌握所有居民的隐私、行踪等个人信息。中共就是借“防疫”之便，抓到了在国内流亡潜藏近两个月的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博士；也以隔离的名义，把揭开武汉死亡黑幕的方斌先生破门绑架、强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这次瘟疫的爆发不是如同以往那样由中共人祸所致，就凭七十年来中共执政能力仍然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上，有问题总是隐瞒欺骗讳疾忌医，等到发展至深入骨髓再采取极端手段解决，给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就应该自动下野向人民谢罪。

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独裁政权已失去了改过自新、接受教训的能力这一结论。这种邪恶体制的存在，威胁到的绝不只是沦陷区生活在它魔爪下的人民的生存、健康与安全，凡是其触角所能触及的地方都会深受其害。这导致病毒蔓延的专制体制，比病毒本身还要可怕，所以专制的恶果祸及全球，绝不仅是人权问题。

共产专制之下，中国人民手里没有选票，靠什么能让当权者去为你的利益着想呢？！因此，只要中国的专制不倒，中国人民就不会享有真正的社会公正，人民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只有消除了这种始于不公、以加速度制造不公、制造贪官污吏的共产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有了真正的媒体监督，不仅这种每到年关官员忙着贿赂，人民奔走讨薪的现象会消除，很多奇葩的社会不公问题都能被从根本上杜绝。

在共产专制下，只要不是革命，毫无疑问，不管是“改良”还是“改革”，都是由当权者主导，也就是由执政者来“改”。人民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改掉的就是不好的，人民若不能通过有效方式决定“改”什么，该改的——不利于人民的，没改；不该改的——原本有利于人民的，却被改掉了。结果，“改”的方向不是勇往直前，而是开历史倒车，就是必然的。

喻妮要求停下水泥灌浆车先把人救上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遭到拒绝。她试图冲到现场，但被警察暴力阻拦，并且强行将她弄到酒店软禁起来。现场的围观者，面对政府活埋人的情景，纷纷谴责中共政府毫无良心，灭绝人性。在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的专制中国发生的所有灾难，不查都是天灾，一查几乎全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