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

1966年8月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我家是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被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5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他们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命令我们全家站成一排。...

1940年，陈秀舫18岁，这一年她嫁给了唐山开平乡屈庄村的李印东，按照以后的阶级成分来算，她是贫农，李印东是地主，家中略有薄产，在1949年前李印东还当过保长这样的地方小官，在当时来看，她算是嫁了一个好人家，最少不愁吃不愁穿了，家中事务都由陈秀舫操持，在农忙时也请过短工。日子就这...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此人约摸60多岁，刮瘦，勾着背，低着头，耸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荡荡的。四类分子言语不多，偶与人言，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

无论乡亲们怎样向驻队干部求情，说邓叔其实不是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都统统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就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了，说是同伙。邓叔在牢里只坐了两个月，天天被提审，见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他放回来了，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富农往死里欺负呢。”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甚至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被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统治，赋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中国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五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则超过一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

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

父亲小气，吝啬得超常。家里有个很大的粮仓，里面摞满麻袋，有谷子、麦子、豆子、花生，可是难得蒸一回馒头，每天嚼的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在饭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许的，父亲会把脸拉得驴脸一样长。他的眼睛本来很小，麻雀一样的黑豆眼珠，可此时会睁得很大，像要撑破眼眶，眼里透着威严，有一种让人心...

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省军政干校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大军南下，一直到海南，后来随部队返回河南。1954年我3岁，随母亲到洛阳作随军家属。在那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取名洛佳（洛阳安家），后又生了个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习惯了吃馍、吃面条、...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会计。不要学费是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该校为国民党培养文职干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解放前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做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

我最不怕写作文。然而，有一类作文却让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惧，就是我的家史。其实这类题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写作难度。但在文革荒诞的岁月，这类作文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写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非常简陋，墙上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有一次把150万元的后勤发票顺手塞进墙缝。不久，办公室调换桌子的位置，墙缝被遮蔽，发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均表现积极，深得南...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

这次国庆去女朋友的家乡贵阳，某天晚上与未来的岳父一起看电视，老人聊起了他家的历史。颇有意思，故记录之。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已经溃败，岳父的父亲（黄埔军校出身）在湖南带领一个团开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阳的大地主，家中有75公顷田地。岳父的祖父寻思，共产党来了...

父亲王坪，贵州遵义人。母亲沈平，浙江嘉兴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辈新闻记者。父亲是抗战期间范长江培养的第一代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任《大公报》、《文汇报》驻上海的地下党记者，曾与胡风有工作关系。抗战结束后，父亲响应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基地的号召，到中共《东北日报》工作，负责工业口。著...

王绪祥是我的同学。小学时我们同在保山县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学时我们同在保山一中，他86班，我87班。绪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号，劳动课上一个顶仨。他还一直是学习标兵，成绩优异。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打着灯笼也难找。老师们都很器重他，同学们都尊重和信服他。王绪祥的父亲是上海人，...

1957年抵达北京后，我们归侨学生逐渐感觉到中国大陆政治气氛过分浓厚，深感不惯。据说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指示，不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搞反右斗争。但是学校的低层干部对抗中央，要求我们必须改造思想，反对右倾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其中一位老师，姓王，是个共产党干部，要求每一个侨生必须发...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滨，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湖南大学毕业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母亲刘学熙和姨祖李祥琳（汉寿县资深老教师）抚养我在摸爬滚打中长大。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连，一次次被小学、中学拒之门外。195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