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医保费20年疯涨38倍“退保潮”引热议

图为深圳一医院；国家医保局在2018年成立以来，全国参保率维持在95-96%上下，职工医保人数过去四年均有所增加，而居民医保人数过去四年每年人数都有所减少

近年中国经济下行，通缩压力挥之不去。然而，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保费仍维持年年增长的势头。2022年的个人缴费标准为350元，2023年升至380元。许多民众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干脆脱保，导致部分地区农村出现医保“退保潮”。近日，关于城乡医保费用究竟值不值的讨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中国城乡医保无限上涨，但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严重脱钩背后原因何在？尽管医保由国家负担比例高于民众负担，为何还有那么多的民众退保？采访美国马里兰州战略与信息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城乡医保费用20年飙升38倍

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持续下降引发广泛关注。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济下行，而居民医保费率逐年上升的势头不改。据传部分地区农村出现医保“退保潮”。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相林在今年全国两会提交了《关于减轻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负担的建议》，提议暂停上调个人参保缴费标准，增设零缴费或低缴费参保档次。

据中国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46亿人，比上一年少了1705万人，其中职工医保增长812万人，而居民医保则少了2517万人。

2003年新农合建立之时，个人缴费标准仅为10元。此后便呈阶段性上涨。到了2015年为120元、2018年220元、2022年为350元、2023年为380元。也就是说，20年间，个人保费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19.78%。按照这个趋势计算，2024年，居民医保费用很可能超过400元。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城乡医疗保险资金池，除了居民保费还包括政府补贴。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程度甚至大于个人参保费的增长幅度。2003年，中国财政对于居民参保的补贴不低于10元，如今已经增长到640元。

国家医保局官员自说自话

近日中国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就社会关心的问题进行回复。首先，该负责人表示，中国基本医保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参保质量持续提升。反驳了中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连年下降的说法。

他说，相关数据近年出现波动，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参保数据治理，自2022年起，医保部门为统一全国医保信息平台上线，连续两年清理居民医保跨省和省内重复参保数据共5600万。二是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等新增就业因素，部分原来参加居民医保的群众转为参加职工医保。过去三年，每年都有500-800万参保人由参加居民医保转为职工医保，造成这两个类比的人数此消彼长。

针对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380元，比2005年新农合建立时的10元相比，增长太快、标准太高的看法，国家医保局负责人表示，不应该单纯看缴纳标准的增幅，应该看这增长的370元为人民带来什么利益。他说，医保缴费标准上涨的背后，是医保服务水平更大幅度的提高。

他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初期，能报销的药品只有300种，治疗癌症等大病的用药几乎不能报销。现在中国医保药品目录包含药品已达到3000多种。许多癌症或罕见病的用药都可报销。此外，由于现代化医学诊疗技术的普及，CT、核磁共振等高新设备迅速普及，微创手术等过去高高在上的诊疗技术现在也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再者，过去20年群众的就医报销率也在不断提高。新农合建立时，住院费用报销比率在30-40%之间，群众负担较重。目前全国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维持在70%左右。最后，20年前异地报销的比例很低，而且不能直接结算。但目前，居民医保，除了可以在本市、本省份享受就医报销，还可以在全国近10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城乡医保未来堪忧

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工医保，占参保人数的四分之一，另一种是城乡居民医保，占四分之三。居民医保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儿童，也适用于民营部门中雇主没有为其缴费的员工。相较于国有企业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参保人群多属于弱势群体。

国家医保局在2018年成立以来，全国参保率维持在95-96%上下，职工医保人数过去四年均有所增加，而居民医保人数过去四年每年人数都有所减少，但在2022年突然减少三倍，达到2517人。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23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1，691元人民币。如果照每月医保标准380元计算，城乡医保费一年达到4，560，占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1%左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的确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华颖表示，目前居民医保筹资采取按照人头缴纳定额且等额的保费，会出现低收入家庭负担偏重的现象，而且每年的缴费标准调整并非基于基金支出需求的测算，也没有基于居民可支配等明确关联指标。这使得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缺乏自动调整机制，个人缴费额也缺乏清晰的预期，导致参保动员困难，增加管理经办的难度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