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我们为什么记住六四?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萦绕在刘晓波的心头，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资料照片：2015年6月3日香港六四纪念馆中展出的“坦克人”照片。（路透社）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一刻，这个党撕下了所有伪装，毫不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国家武装侵略本国的例子。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在执行屠杀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7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不是。为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害怕一个87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而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资料照片：在六四镇压中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2008年6月4日，美联社)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想要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忆，我们也共同记忆。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住它，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忆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时，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转折点，朝着可怕的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带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只好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种事儿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在脑子里存在。这种事儿难道能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鄙！我们要对抗专制，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法。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谓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说明这个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林培瑞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