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贫农讲述地主的故事

1970年，根据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战略步骤，运动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文革从斗争走资派转向斗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当时那些人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

根据群众举报，国营无锡市糖果糕点公司女店员朱云秀，时年54岁，因出身工商兼地主家庭，有一种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恶习”，“过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生活作风，对待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恨之入骨，十家有九家不搭腔……”（摘自70年3月6日革命群众举报信）。此年6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塘军管组下属北大街派出所派人到朱云秀的家乡无锡藕塘公社东风大队芦朱巷生产队寻找朱云秀的“阶级根源”。接待他们的是大队治保主任，出身贫农，时年39岁的李林根。按年代推算，此时的李林根正好新旧社会各生活了一半时间。抱着对接待工作负责的态度，怕对旧社会那一段说不清，李主任找到了64岁的老贫农，曾在地主家当佃户的李进祖讲述朱云秀父亲及兄弟的情况。在这里，调查人员听到了一个“地主和他的儿子们”的故事。

朱云秀的父亲叫朱盘生，是藕塘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地主，占有土地360多亩，房屋23间，这在寸土寸金的江南水乡占有如此多的土地和财富是罕见的。朱家没有生产工具，所有农活是包给佃户做的。为维护好田头生活，朱家雇用1名长工和1名短工，在两忙季节（即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再另雇12名左右的临时工。

朱盘生生了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户人家。儿女们平时也参与田头管理及收租米等工作。从现有资料反映，老地主朱盘生在1929年就离开人世。在抗战前夕，朱家三兄弟对父亲留下的财产进行析产分家。

老大叫朱俭佩，当时分到土地80多亩，在1937年到1945年这一时段（与抗战八年的时间段相吻合），具有财产自主权的朱俭佩就专门在外吃、喝、嫖、赌，各种恶习样样都全，把土地全部卖光，待红色政权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时，朱俭佩的成分被评为小土地出租。

朱家老二叫朱士佩，当时同样分到土地80多亩，老二与大哥一样，沾有各种恶习，尤其嗜好赌博，没有多长时间，成为无锡人俗称的“倒头光”，不仅把土地输掉，连房子都卖掉，走投无路之下，只得自谋生路，到镇上的茧行工作，在土改时，被评为职员，已接近工人阶级行列。

朱家的小兄弟叫朱荣佩，也是分得80多亩土地，此人将土地和财富视作生命，辛勤经营，平时雇一名长工，农忙时再用数名短工，财产不断增长，在土改运动中被评为地主成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光阴里，地主分子所经受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但朱荣佩的日子还是过不下去，他想方设法把家中仅有的一些家具用船运到太湖西岸长兴、宜兴一带企图变卖，当时在朱荣佩的眼睛里，湖州长兴等地首先试行“三自一包”，属于先富起来的地方，湖州农民经常将胡萝卜、山芋一船船地运到无锡变卖，而捎回的是漂亮、鲜活的无锡待嫁姑娘。其实当时的长兴等地也刚能勉强填饱肚皮，老百姓手中根本没有现钱来买他的家什，船上的粮食吃光了，所带几个小钱也花光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能在长兴上吊自杀，结束了50多岁的生命，落入了“人为财死”的俗套。

从法律视角看，朱俭佩、朱士佩二兄弟挥霍的是属于自己的财产，旁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社会舆论最多在道德范畴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非议和谴责。而朱荣佩尊重财富、创造财富的行为更应得到称道和尊重。问题是在土改时对两种不同行为的评估和对待搞了个“上下颠倒”，挥霍者接近领导阶级，创造者死无葬身之地。

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备两个制度：即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制度和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从朱家兄弟分家析产后半个世纪，社会又重新回到尊重社会财富的轨道上来，应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庆幸的好现象。